寫在前面：畢竟是哲學出身，梁文道寫布希亞，讓我對擬像的論點多了一重理解

一個擬仿物很無聊地死了——忘記布希亞 梁文道

拜託，可別再以為後現代主義是種很時髦的東西了，它被宣佈完蛋過很多很多次了。今天再說後現代主義，我們應該帶著懷舊的心態。所謂「懷舊」，按照剛去世的「後現代巫師」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說法，不是懷念一些我們失去了的美好事物，而是懷念一些根本從來就不存在的東西。例如每一座迪士尼樂園裏的景點「南方小鎮」，那種漂亮和諧溫暖的小社區，你以為它們真的曾經在歷史上出現過嗎？不，根本沒有，它們只不過是一種「擬仿」，一種沒有原始正本的擬仿。懷舊後現代主義，你會發現它最有意思的地方正是它好像從來都不存在。幾乎每一個被人公認是後現代思想家的大師，都想和這個不榮譽的稱號劃清界線。德希達、德勒茲、傅柯甚至李歐塔，全都否認自己是「後現代主義者」。就連「最後現代」的布希亞都說：「大家該去問問『後現代』和『後現代主義』這些字眼可有任何意義，至少我覺得沒有」。

我不知道該不該把布希亞叫做「大師」，在燦若群星的現代法國思想界中，他到底算是老幾？他很出名，或許也很有趣，甚至還很有影響力；但他真的不是一個多有意義的人物。再準確點說，讀他的東西也許很過癮，但那些花俏迷人的文字讀了之後到底有什麼用處呢？所以我很不理解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要紀念他？一向對激進思想不太感興趣的《經濟學人》固然為他發表了一篇訃聞，連向來躲避學術的香港傳媒也有幾篇悼念他的文章。 甚至還有人說除了「碩果僅存」的李維史陀之外，他就是「那一代」法國大師的最後一人了。難道Alain Badiou, Francois Laruelle, Jacques Ranciere, Paul Virilio, Jean Laplanche, Edgar Morin, Jacques Le Goff,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Paul Veyne, Etienne Balibar, Michele Le Doeuff, Julia Kristeva和Luce Irigaray這批「那一代」和更老的一代人都不比他重要？還是他們全都死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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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網，從內地的網站得知，希希亞（或譯鮑德里亞 ，Jean Baudrillard)已於３月６日辭世了。我們又失去了一位大師，對於這位思想家（很多人將他撥歸於後現代之列），筆者所知不太深入，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語文的影響，因筆者多是閱讀中譯本；另一原因是他提出的觀念頗具創新性，但同時亦甚具抽象性，諸如超真實(hyper-reality)、擬仿物（simulation)、資訊狂喜、符號消費等，都不易讀懂。筆者第一本接觸的是”物體系”，不過似明非明地讀完第一章便放棄了。以下是有關他死訊的報導及一些思想介紹：

思與文（內地）：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去世
中時部落格：布希亞辭世
布希亞已死（Memory-Melody-Mentality Blog）
一個宣稱「波斯灣戰爭不曾發生」的學者去世了－－悼念布希亞（個人新聞站台：LONELY LONELY PLANET)

他的思想介紹或翻譯：
思與文網站：　让·鲍德里亚纪念专辑
真實之荒原──布希亞的擬像世界（潘國靈）
2005 Baudrillard經典研讀網站
楊千嬅、古巨基、許志安，傑青因你（們）而偉大（筆者一篇借用了仿真這概念而寫的文章）

讀小學校時，老師教筆者認識香港，其中一個深刻印象就是香港有一個水深港闊的維多利亞港，有一個（想像中）很高的叫太平山；每年年初三（赤口）參加的「新春行大運」活動，乘車時間往往佔活動時間的一半。那時候，筆者印象中的香港，雖然知道在世界地圖上只是一粒小芝蔴，但感覺仍然很大，新界仍是很遠。但隨著年紀長大，身體長高、香港集體運輸網絡的發達、太平山不再高，新春行大運不再遙遠──香港原來真的很細小。

香港最著名的特式之一，就是地少人多。亦因為這種天然限制，香港地理空間的爭奪，便一直此起彼落，換另一種說法，是「一雞死一雞鳴」。雞死雞鳴所伴隨著的，是社會議題的IN & OUT、建築空間的斗轉星移、市民的遺忘與記憶交替。在這生死之間，除討論對象的轉換外，亦帶來了公民議題的變化。零六年香港文化議題中，便有幾項是空間──社會議題相關的。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雷聲大雨點可會變大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建議，乃於一九九八年提出，並於零四年開始進行公眾諮詢，由此引起各方的討論。隨著諮詢的進行，香港突然變得充滿文化氣息，少有報導文化消息的報章，都紛紛加入報導及討論甚麼是香港文化活動；過往少有的藝術展覽忽然都在香港舉行，並得到重點宣傳（如畢加索的畫、龐比度的收藏）；過往少有獲得資助的文娛項目，突然受到財團的青睞。說穿了，多少都與那有40公頃的地王有關。

多得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出現，因為它讓香港人表現出從未顯現的審美眼光，雖然我們在評論天幕設計時，有點像坐在電視前品評香港小姐樣貎及泳裝般，詞彙貧乏，一切只在乎是否看得「順眼」；而獲選的天幕設計，就仿似某參選佳麗，被傳獲電視台高層欽點般，先天地欠缺「觀眾緣」，注定沒有好結果。

除了天幕的美觀爭論外，西九還讓香港人上了政治經濟的一課：興建項目應否分拆、哪些財團有能力投標、政府是否偏向了某些大型財團等都成為討論的核心。不過，西九的最大功績，就是為香港公共空間注入文化議題。的確，香港過去少有如斯大型公共空間發展及使用權的討論出現。此一方面由於社會經濟發展（香港人想當然地認為經濟發展必會帶來社會發展）優先的意識使然，使香港少有對公共空間投放關注；此外，亦由於香港地理面積的狹少，而政府貫徹其自由市場運作於土地運用上；再加上香港人對空間使用亦傾向私人化──我們買樓時會考慮實際面積、住所的面向及景觀，是會有住客會所等，關心的是私人物業投資升值潛力多於私人空間。對於公共空間，香港人會化約成公眾地方、通道、行人道、休憩處等功能領域（當然，這並不表示香港人對空間的挪用是被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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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四，到大會堂看了「ＶＶ勿語」，及後在網上看到Cactus_Heart感覺良好：「一個高潮迭起的晚上，一段段發人深省的獨白甚至對白，一次讓我們女性重新鑑察、認識自己身體的機會，一個讓大家更了解女性的劇本，一齣為陰道平反的話劇，落在一群有心人手裏，讓我們看多了一點、知多了一點、想多了一點」，高呼VV不再勿語。亦有人認為該劇未能帶出原著意思（見說不出口的陰道叫 V V），批評ＶＶ的叫法，是對陰道的再隱藏，充滿去政治化、商業化、明星化及娛樂化的味道。

說不出口的陰道叫 V V的作者Lina對劇作的批評，筆者並沒有太大反對（當然這可能與筆者並非女性，對正名及原劇作政治能動性充滿距離感所致）。不過，筆者認為「ＶＶ勿語」的商業化及普及化，正好是香港性的體現。從入座率來看，商業化及普及化是成功的（據說有近九千人次欣賞），當然這種普及化亦導致當天在劇場內，當羅乃新的鋼琴播出動聽的琴聲，讓人思考及沈澱之際，台下慣性的掌聲卻以形式打斷了思緒，亦提醒我們身處在香港的時空；縱使劇場的設計、燈光的效果都努力地作出與現實時空的阻隔，擾人的掌聲及電話鈴聲，使得這些努力變得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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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這篇文章自去年末已經蘊釀，但一因事忙，已致久久未能成文，惟今之策，唯有分段推出，希望不用拖至農曆年才完成吧。

其次則是反覆轉眼又到一年之末，一眾傳媒分別推出不同的特輯，分別冠以「十大」、「大事」之名，以回顧過去一年所發生的一點一滴。當然，一旦有選擇，便會有傾斜；有十大，自然代表示十一、十二等均名落孫山。其實，在政經時事以外，也有些既時政經事務，亦有遊走於社會關注的邊緣事件，作為以記載香港文化印象為目標的blog，筆者姑且記下零六年的一些文化印象。

網絡空間

巴士阿叔、YOUTUBE
巴士阿叔威力無窮，劇情曲折，一鳴驚人，應屬香港人零六年的集體回憶。先一句「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後一句「未解決、未解決」，成為港人口頭禪，不論何時何地，只要口令一出，便勝過萬語千言；紅了陳乙東，更紅了Youtube。

阿叔短片一出，網絡迅即作出回應，或有將其影象肆意複製、改編；或有大書特書，借題發揮，將片段內容、“阿叔現象”、港人反應從社會心理、社會學、倫理學多角度，對片段進行週而復始、鉅細無遺的解剖；亦有「網絡大好友」籍此高呼網絡促進分享、鼓勵創作。一場網絡真人騷，為香港一眾市民、網民，提供了無限的討論及想像空間。十多年前，黎智英名句：「不扮高深，只求傳真」， 到了今天「傳真」仍是重點，引人注目；「高深」重現，不過已分精英專家的專利，而是籍著網絡進入了尋常百姓家。不過，「高深」有多高有多深；是眾聲喧嘩，論述的民主化，還是新的消費型態，實有待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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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星碼頭（一）—集體回憶的虛幻到真實

天星回憶有多集體？
近來，大家都說天星、都講集體回憶。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忽爾化身為香港歷史象徵，香港人生活、香港的故事像全都濃縮在這兩座「四平八穩」的盒子型建築物之內。

但坦白說，雖然天星碼頭曾是筆者小學時期，每星期到大會堂圖書館必經之路；亦曾在天星碼頭中參與過絕食行動，但筆者對上述的地方並沒有存在太深厚的感情。若說到集體回憶，筆者的回憶應該屬於黃大仙上邨（早已變成騰龍墟）、九龍塘牛津道（母校亦已遷離了原址）、虎豹別墅（深刻又鮮明的雕塑，以頗為暴力的手法令筆者明善惡）、馬料水碼頭（郊外遠遊的啟程點）、香港大學。

事實上，天星碼頭雖有五十年歷史，但它盛載了多少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呢？

從集體運輸的歷史來看，天星碼頭建立於一九五六年，成為了貫通港九兩地的運輸樞紐，但此情況只維持不足二十年，因為一九七三年紅磡隧道完工，及至一九七九年地鐵九龍段竣工（八零年開通至中環），天星碼頭已非香港人的唯一的交通工具。換句話說，天星碼頭在運輸意義上的重要性，實際只有約二十年歷史，由此而衍生，筆者對於天星碼頭被拆毀前，究竟代表了多少香港人的集體感情實在存疑。

亦有論者提及，天星碼頭是香港意識的搖藍。無可置疑，天星碼頭由蘇守忠抗議小輪加價開始，便經常成為集會、示威的地方（包括往後八十年代民間監察公共交通聯席、爭取八八直選、抗議大亞灣核電廠興建等）。但筆者亦記得，小時候聽到成年人以暴動，來定性抗議加價以致繼後的社會運動，而八十年代一系列集會及示威，參與人數並不算多，而且亦有其他地點是有相近功能（如遮打花園、高山劇場、維園等，另一個示威熱點──前新華社亦已從歷史中消失了）。

或許，在天星碼頭留下記憶的，是蘇守忠、是劉千石、是在天星碼頭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布船長（見蘋果日報　流 水 依 舊 　 旅 情 全 非）。

香港生活土壤，讓回憶個體化
這樣說來，天星所代表的集體回憶，確有幾分虛幻。這種虛幻，是源於以下幾點：
一． 畢竟，在過往去本土化的管治理念下，殖民政府一直未有花很多心思在認同感的建立上。雖云政府標榜維港景色，及東方之珠之美，但這些只是「蘇絲黃」的物化象徵──是向外國遊客（現在則是自由行）賣弄風情多於一切。故此，天星碼頭的最大象徵，是人力車及人力車伕（蘇絲黃男性版）。而回歸後，我們遭遇的是再殖民過程，天星亦不值一提（皇后碼頭更甚），取而代以的，是現代化的會展及金紫荊廣場。
二． 天星碼頭座落於中環，但在香港的發展過程中，中環所主導的是龍應台所說的中環價值；是一種以發展及經濟為重心的路線。因此，在小時候的教科書中，筆者認識的中環，是康樂大廈、是置地廣場、是匯豐銀行；現在的中環，是交易廣場、是國金一、二期，天星、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很多時都是缺席的。縱使有非經濟性的建築物，如立法會亦是座落在中環之內，但我們對它的集體回憶，亦乏善足陳，我們更不曾記得它曾經是高等法院。
三． 香港市民的生活型態，從來都是私人消費型態，我們很少有公共生活。公共空間對我們來說，是既遙遠又陌生的名詞。因此，天星以致中環一帶，在工作天是屬於疏導返放工人潮的空間，是連接一眾集體運輸工具的踏腳石；假日時，這些地方就是屬於外籍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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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半個多月就是07年。回歸10年，香港文化政治累積了不少變數，需要整理脈絡及探索適切的論述方式。九七後，金融風暴、居港權風波、沙士疫潮、七一遊行、社區保育，以至近日有關清拆天星碼頭的爭議，所觸及的文化政治，其複雜多變，遠超九七前的香港本土文化論述所能概括。

九七前的香港故事，或可粗略分為四種：

1. 主流社會與普及媒體所敘述的經濟奇蹟；

2. 本土學者所描述的本土文化認同；

3.香港資本主義現代性作為華人社會典範的先鋒論；

4. 90年代湧現的殖民恥辱與回歸國族的歷史論述。

頭三種論述源於本土，第四種論述則大多來自親北京的文學工作者。四種香港故事互相對照，有同有異，在九七過渡的焦慮中頗能安頓人心。

回歸以來，第一種以經濟奇蹟主導的香港故事，因為金融風暴及社會流動的閉塞而失去作為意識形態的吸引力。第二種生於斯長於斯的感情歸屬，本來是基於中港對立的他╱我認同，但近年跨境文化互動與全球化浪潮下，以前以地方感情與生活方式為主調的本土身分，必須在本土、國族、國際的張力中重新定位。第三種先鋒論，九七後香港在法治、言論、民主訴求、廉政、環保、食物安全、醫療衛生各方面，仍有值得大陸借鏡之處，但香港政權從屬中央又缺乏議價勇氣，令香港作為範例的作用大減；而香港作為資本市場典範的角色，則因為中國的冒升而稍有遜色。第四種國族論述在九七後變成政治正確的國民教育政策，持續與香港本土身分互動；在「香港人都愛國」的表態式認同背後，仍有很多深刻的對立與動態的批判（程翔案是明顯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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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說「香港故事很難說」！

也斯說：「每次說香港的故事，結果總變成關於別的地方的故事：每次說別的地方的故事，結果又總變成香港的故事….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他站在甚麼位置說話」，他叫大家繼續試說故事，用故事說出我們此時此地的感受。李照興繼承了這份情懷，在『愛恨香港的101個理由』中，編輯了一零一篇對香港喜惡的文章，強調眾聲喧嘩。但筆者時常想，喧嘩過後又如何呢？剩下些甚麼呢？香港故事是否只可喧嘩才可繼續下去呢？

呂大樂說：「事實上，近年不少人嘗試為香港社會發展的歷做總結，所做的很大程度上只是對所謂「香港精神」不同方面的描述；至於完整的整理….仍然欠奉」，他提出這問題是正值九七回歸，所以他關心的是殖民地成功故事並不代表香港故事，而是「香港人追尋並參與建立一個較理想的社會環境的過程…..現在我們所需的，是一種嶄新的視野──一種從香港人的角度和生活經驗來理解香港發展經驗的視野」，所以他寫下「唔該，埋單」，亦寫了「無關痛癢的一九七四」。

呂大樂的提議，在九七後得到正面回應，至零三年沙士及七一遊行後，有越來越多的書籍出版，說它們的香港故事。有些是集中於政情的香港故事、有些是標榜廿歳尾卅歳頭的新生代故事、亦有些過往未曾出現，屬於香港低下層的一人一故事。

不過有時候，書看多了會不期然有種重重覆覆的感覺，特別當香港故事與香港可以往何處去一起說時，中國因素、香港教育素質、人民素質、政府施政效率、官僚制度的僵化等，很多時候都會在文章中見到。而香港的未來發展，必不離全球化的（經濟）定位、中國經濟圈內定位等考慮，總是少了點甚麼似的。

看畢龍應台的新書，筆者就發覺原來有時候（當然並非全部）就是缺少了人文關懷的胸襟、筆觸及視野。龍應台這本新書，或許能為我們如何寫香港故事作出一些啟迪；原來，我們不單要說香港故事，她還告訴我們可以如何用人文關懷的方式令香港故事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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