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香港人,香蕉人(呂大樂)

在上世紀70年代中,當時回內地旅遊未算普及,我告訴我媽,打算跟朋友到廣州逛幾天,也會去佛山看看。結果,我媽很認真地教訓我:“你可以去日本旅行,也可以去英國旅遊,但你是返中國,是‘回鄉’。”我媽是在40年代中期來港居住的,小時從她和外婆口裏聽過很多關於廣州的故事。

我敢肯定,當時在她眼中,這個孩子沒有半點中國味,連基本概念也搞不清楚。我們這些在50年代生於香港的一代,差不多完全沒有接觸內地的機會。我估計,曾幾何時,他們也因為我們這一代沒多少中國味,而擔心文化傳承的問題。可是,他們未有看到我們那一代成長的另一面。考進大學之後,在自由自在的大學生時期,不少那一代的大學生都參加了“大補課”。那是學生運動蓬勃發展的年代,而“認識中國”是個熱門大題目。港英殖民地年代的中、小學課程儘量回避中國近代史,但當學生踏入大學校門,離開了舊有的束縛之後,當年參加那些迎接新生的活動時,便一定有思考中國這一活動環節。“認識中國”成為了大學生認識自我過程的一部分。無論如何,那個年代的那一代人,他們是在殖民地的環境裏重新發現自己與中國的關係。

上世紀90年代的孩子的經驗剛好相反過來。在他們出生之前,香港回歸祖國的日子早就決定了。中國——作為一個概念,也作為一種實體——在他們的生命的開始就理所當然地存在。事實上,90年代的孩子比較之前一、兩代的香港人更接近內地。我們那一代在七八十年代的“大補課”中可能學了很多黨史,讀了很多關於內地的書,更在內地走遍大江南北,四處旅遊以瞭解風土人情,就是偏偏漏了學好普通話。畢竟,當時內地只是想像的題材,而不是現實生活所能接觸的。現在,90年代的孩子是正規在學校課堂上學普通話的第一代。很多有關內地的事情,老早就成為了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回鄉或回內地觀光是普羅大眾的經驗。他們比誰都更早地“武裝”起來,更易於接近內地及其文化。

至於這是否表示90年代的孩子比誰都更有中國味,那又是另一回事。香港文化凡事利字當頭。愈來愈多父母會督促子女學好普通話,願意付出可觀的金錢供子女在暑假到內地參加各種學習團(即結合學習、體驗文化與觀光的旅遊團),甚至一早為子女將來在內地發展的需要而作好準備,皆因“中國概念”愈來愈多人受落。他們接近內地,是因為基於很實際的考慮,是在香港與內地關係日趨更緊密的過程中,一種新的個人自我定位的結果。90年代的孩子們長大後的首要任務,是進軍內地——更準確地說,是進軍內地市場。

(more…)

引文:文化研究面面觀(李歐梵)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這個學科—其實是一個「跨學科」—肇始於一九五六年,由著名的英國學者威廉士 ( RaymondWilliams )和霍加特 ( Richard Hoggard )發起,他們對於當時英國文學研究中的「大傳說」不滿,認為文學不僅是為了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而是更應該接近勞工階級。因為中下階層的大眾更喜歡通俗文化,所以後來的「文化研究」也逐漸以通俗文化 ( Popular Culture )為主要研究範圍。

威廉士和霍加特於一九六四年成立了著名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因此「伯明罕學派」 (BirminghamSchool) 之名也不脛而走。

約二十多年後,這個學科傳到美國。因為原先「文化研究」就關注媒體和「文化工業」等項目的研究 (這與二十世紀後期的大眾或通俗文化是分不開的 ),所以在美國的大學中也以傳播和新聞學院領風氣之先,但迅即發展到文學方面,尤其在英文系和比較文學系最受歡迎,原因之一就是自從五十年代以降美國學院通用的「新批評」理論僅注重分析文學作品本身的結構和藝術價值,而不關心作品背後的文化和政治因素,「文化研究」恰好打破了這個束縛,給予文學研究一種新的「生命力」。既然要研究文化和政治因素,這個學科也必須汲取其他學科如歷史、社會學、人類學和心理學等的理論知識,而很自然地演變為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

「文化研究」從「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開始就反對主流價值,其「政治」意味甚濃,加以後來受到法國諸多理論家,如福柯 (Foucault )、阿都塞 (Althuss-er )、拉康 ( Lacan )和德里達 ( Derrida)等人的影響,傳到美國以後,「文化研究」的學者很快就把這些理論和「實踐」 (研究及教學) 結合起來,形成美國所特有的所謂「學院政治」,它不但反對以男性白人為本位的西方文學經典傳統,而且更特重種族 (race) —特別是黑和亞裔及拉美裔少數民族—和性別 (gender) —特別是女性和女權主義及同性戀—而原先對下層「階級」 ( class) 的同情心則嫌不足;有人認為這種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早已化為「後殖民論述」 (postcolonialdis-course) ,把範圍推到西方殖民主義影響下的亞非各國,尤以印度學者在這個領域十分活躍,以英文著書立說,大力反抗並肢解西方殖民主義的心態以其對曾經殖民過的國家和人民的深厚而不良的影響,所以他 (她) 們提倡「第三世界」的人民 (包括學者) 必須發聲反對 ( speakback) 白人的經典傳說,並提出「另類」的「反抗論述」 ( counter discourse) 。

這種「學院政治」迅即引起美國保守派的反對,認為「文化研究」脫離了「文學性」,蔑視悠久的西方經典傳說而且把美國的人文教育鬧得一團糟,所謂「文化戰爭」 ( culturewars) 就是這些保守人士提出來的。

在美國的亞洲研究—特別是中國研究學者對於這個現象一向不聞不問,只有少數學者—特別是日本思想史和中國現代文學—願意接受「文化研究」的理論,不但趁機把中國當代的文學介紹進來,而且更迫使西方學者閱讀 (即使是英文翻譯) ,並重視這個「非西方」的文化。也有學者認為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和歷史的美國學者本身就有「東方主義」 (oriental- ism) 的色彩,甚至把中國「本質化」 (es-sentialize) ,並以中文知識凌駕一切,所以「文化研究」也應該打破這一個傳說。而其他研究中國的學者則汲取了大量「文化研究」的理論並以此擴展批判和研究的領域:除了文學之外,更注重視覺媒體如電影,因此目前美國的學院大多有中國電影 (包括香港電影) 的課程,而美國學生特別對香港電影產生濃厚的興趣。

(more…)

推介:一個關於香港文化的網站

文化大笪地乃是由香港數間大專院校學院建立之網站,內裏乃是會發佈有關香港文化及社會觀察的文章,最新一期剛剛出版,專題為香港後樂園,簡單過目後,發覺今期之文章頗有水準,值得大家一讀

觀Blog有感(一)

今天,在Just a Sidekick的網頁內,看到一個關於內地blog遭監控情況的網摘,網主以”寛容的限度”為題,測試了六個Blog站的寛容程度。亦令我聯想起早前有報導指Yahoo中國作出自我審查。
Foucault曾指出,現代的權力機制的威力,並非在於由上而下的施加,而是由下而上的執行,而我相信中國政府在監控互聯網上,會是箇中能手。
要如何在權力機制下存活及抗爭,Foucault指出個人的政治會是出路,然則我們可以如何突破對Blog站的控制呢?我想”寛容的限度”便作出了漂亮的示範,
下一步,或許我們可以以符號代替被禁的詞語,如民主=001,專權=-001,反專權=~001,然後在國內建立Blog?抑或集中歷史考究,理順古代國家興衰,而不提如今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