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這個學科—其實是一個「跨學科」—肇始於一九五六年，由著名的英國學者威廉士 ( RaymondWilliams )和霍加特 ( Richard Hoggard )發起，他們對於當時英國文學研究中的「大傳說」不滿，認為文學不僅是為了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而是更應該接近勞工階級。因為中下階層的大眾更喜歡通俗文化，所以後來的「文化研究」也逐漸以通俗文化 ( Popular Culture )為主要研究範圍。

威廉士和霍加特於一九六四年成立了著名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因此「伯明罕學派」 (BirminghamSchool) 之名也不脛而走。

約二十多年後，這個學科傳到美國。因為原先「文化研究」就關注媒體和「文化工業」等項目的研究 (這與二十世紀後期的大眾或通俗文化是分不開的 )，所以在美國的大學中也以傳播和新聞學院領風氣之先，但迅即發展到文學方面，尤其在英文系和比較文學系最受歡迎，原因之一就是自從五十年代以降美國學院通用的「新批評」理論僅注重分析文學作品本身的結構和藝術價值，而不關心作品背後的文化和政治因素，「文化研究」恰好打破了這個束縛，給予文學研究一種新的「生命力」。既然要研究文化和政治因素，這個學科也必須汲取其他學科如歷史、社會學、人類學和心理學等的理論知識，而很自然地演變為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

「文化研究」從「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開始就反對主流價值，其「政治」意味甚濃，加以後來受到法國諸多理論家，如福柯 (Foucault )、阿都塞 (Althuss-er )、拉康 ( Lacan )和德里達 ( Derrida)等人的影響，傳到美國以後，「文化研究」的學者很快就把這些理論和「實踐」 (研究及教學) 結合起來，形成美國所特有的所謂「學院政治」，它不但反對以男性白人為本位的西方文學經典傳統，而且更特重種族 (race) —特別是黑和亞裔及拉美裔少數民族—和性別 (gender) —特別是女性和女權主義及同性戀—而原先對下層「階級」 ( class) 的同情心則嫌不足；有人認為這種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早已化為「後殖民論述」 (postcolonialdis-course) ，把範圍推到西方殖民主義影響下的亞非各國，尤以印度學者在這個領域十分活躍，以英文著書立說，大力反抗並肢解西方殖民主義的心態以其對曾經殖民過的國家和人民的深厚而不良的影響，所以他 (她) 們提倡「第三世界」的人民 (包括學者) 必須發聲反對 ( speakback) 白人的經典傳說，並提出「另類」的「反抗論述」 ( counter discourse) 。

這種「學院政治」迅即引起美國保守派的反對，認為「文化研究」脫離了「文學性」，蔑視悠久的西方經典傳說而且把美國的人文教育鬧得一團糟，所謂「文化戰爭」 ( culturewars) 就是這些保守人士提出來的。

在美國的亞洲研究—特別是中國研究學者對於這個現象一向不聞不問，只有少數學者—特別是日本思想史和中國現代文學—願意接受「文化研究」的理論，不但趁機把中國當代的文學介紹進來，而且更迫使西方學者閱讀 (即使是英文翻譯) ，並重視這個「非西方」的文化。也有學者認為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和歷史的美國學者本身就有「東方主義」 (oriental- ism) 的色彩，甚至把中國「本質化」 (es-sentialize) ，並以中文知識凌駕一切，所以「文化研究」也應該打破這一個傳說。而其他研究中國的學者則汲取了大量「文化研究」的理論並以此擴展批判和研究的領域：除了文學之外，更注重視覺媒體如電影，因此目前美國的學院大多有中國電影 (包括香港電影) 的課程，而美國學生特別對香港電影產生濃厚的興趣。

二
以上綜述「文化研究」在英美的概，至今在學界也成了老生常談，了無新意。然而香港的教育界反而對「文化研究」暗藏敵意，不是批評它不夠「專業」，就是畏懼這個新學科的批判意識。然而，我個人認為香港反而是「文化研究」的最佳場地，非但香港文化一向就是雅俗不分、商品掛帥，而且人民日常生活本來就是「通俗」的，也無所謂「主流」和「反主流」，而只有所謂「另類」，因此香港文化所能提供的研究空間也較美國更大。在文學方面，即使在「殖民主義」的時代，英國文學經典的研究就不深，且香港早已是一個中西文化混雜的地方，所以「混雜性」 ( hybridity) 本來就是香港文化的傳統，不必像美國一樣，以此作為「少數民族」或「第三世界」的政治立足點來反抗白人的「純文學」傳統。香港更無所謂「經典」 ( canon) 的傳統，無論中西傳統，一般香港人一概置之不理，無暇顧及，因此我反而要提倡在這個商品氾濫的社會裏重拾某些「經典」的現代意義。

「文化研究」在香港的大學裏從來就不是什麼「顯學」，而且居邊緣地位，至今只有一間大學 ( 嶺南)設有文化研究系，而在其他兩間著名大學，「文化研究」是 和另一門學科合併在一起的(港大有「比較文學和文化研究系」，中大有「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在其他香港的學院中，也有學者以此為方法並吸收其理論，因此我認為「文化研究」在香港正是方興未艾，而且也更切合香港的現實。在美國大學中，「文化研究」幾乎與社會脫節，只在學院裏談理論的政治，所以有所謂「政治正確」 ( politically correct) 之說。但在香港從來不會有這個危險，因為香港的文化太雜了，它早已無學院內外之分，而且香港的民間文化更值得關注 (否則「全球化」的浪潮會將之全部淹沒) ，即使香港政府目前也大談文化政策 (如藝術發展局) 、文化建設 (如「西九龍」 )、創意工業、旅遊和消費等等。這一切都在「文化研究」的範圍之內，甚至可以作其主軸，再加上政府極力推動的「通識教育」，更需要「文化研究」方面的教材和人才。

三
然而，我認為「文化研究」這個「跨學科」也有其本身的缺點，它似乎太強調當代文化，所以有人將之和「後現代」掛勾，不注重歷史，對於「前」現代的課題不感興趣。在美國學院中，它也似乎故意不提人文主義的傳統，而對傳統的「人文學科」 (Humanities) 口誅筆伐，然它畢竟是人文學科的一部分。它的理論性也太強，術語充斥，有的連教授和研究生用來也不知所云，因為他 (她) 們大多不熟悉這些歐陸理論脈絡和思想來源。這種理論式的學風傳到中國大陸，則更變本加厲，往往連譯文都錯誤百出，誤傳誤用，貽笑大方。且「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個「跨語言」的學科，必須中英文兼備，雙語之外，最好再加上方言和其他外語。在這一方面，香港絕對比美國和中國大陸佔了先天的優勢。

這個優勢也須要靠香港學者的努力和支持，否則一味學美國必會變成二三流的「模倣者」。香港的現實對文化研究的要求就是一種「文化實踐」，而非象牙塔式的高談闊論。然而香港的現實也呈現了另一個危機。一般人都為了「搵錢」和消費而忘了做人的意義和人文的思考，更無暇作社會批評；民間的知識分子少得可憐，而政府高官仍然一味經濟掛帥，不談也不懂文化。所以我一直覺得在香港做「文化研究」具有特殊的意義，至少它把「文化」擺上面，即此一項就值得支持，遑論它的「跨學科」潛能。以後就要看我們如何研究了。

(明報　2005-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