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70年代中，當時回內地旅遊未算普及，我告訴我媽，打算跟朋友到廣州逛幾天，也會去佛山看看。結果，我媽很認真地教訓我：“你可以去日本旅行，也可以去英國旅遊，但你是返中國，是‘回鄉’。”我媽是在40年代中期來港居住的，小時從她和外婆口裏聽過很多關於廣州的故事。

我敢肯定，當時在她眼中，這個孩子沒有半點中國味，連基本概念也搞不清楚。我們這些在50年代生於香港的一代，差不多完全沒有接觸內地的機會。我估計，曾幾何時，他們也因為我們這一代沒多少中國味，而擔心文化傳承的問題。可是，他們未有看到我們那一代成長的另一面。考進大學之後，在自由自在的大學生時期，不少那一代的大學生都參加了“大補課”。那是學生運動蓬勃發展的年代，而“認識中國”是個熱門大題目。港英殖民地年代的中、小學課程儘量回避中國近代史，但當學生踏入大學校門，離開了舊有的束縛之後，當年參加那些迎接新生的活動時，便一定有思考中國這一活動環節。“認識中國”成為了大學生認識自我過程的一部分。無論如何，那個年代的那一代人，他們是在殖民地的環境裏重新發現自己與中國的關係。

上世紀90年代的孩子的經驗剛好相反過來。在他們出生之前，香港回歸祖國的日子早就決定了。中國——作為一個概念，也作為一種實體——在他們的生命的開始就理所當然地存在。事實上，90年代的孩子比較之前一、兩代的香港人更接近內地。我們那一代在七八十年代的“大補課”中可能學了很多黨史，讀了很多關於內地的書，更在內地走遍大江南北，四處旅遊以瞭解風土人情，就是偏偏漏了學好普通話。畢竟，當時內地只是想像的題材，而不是現實生活所能接觸的。現在，90年代的孩子是正規在學校課堂上學普通話的第一代。很多有關內地的事情，老早就成為了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回鄉或回內地觀光是普羅大眾的經驗。他們比誰都更早地“武裝”起來，更易於接近內地及其文化。

至於這是否表示90年代的孩子比誰都更有中國味，那又是另一回事。香港文化凡事利字當頭。愈來愈多父母會督促子女學好普通話，願意付出可觀的金錢供子女在暑假到內地參加各種學習團(即結合學習、體驗文化與觀光的旅遊團)，甚至一早為子女將來在內地發展的需要而作好準備，皆因“中國概念”愈來愈多人受落。他們接近內地，是因為基於很實際的考慮，是在香港與內地關係日趨更緊密的過程中，一種新的個人自我定位的結果。90年代的孩子們長大後的首要任務，是進軍內地——更準確地說，是進軍內地市場。

至於文化傳承，則恐怕不是這一個類似“職業先修”的培育過程所特別重視的一部分。事實上，香港文化早已脫離了內地的體系，在漫長的“海外發展”的日子裏，由於全面開放，中門大開，吸納了來自其他系統的元素，自成一體。香港文化是混雜的、多元的、不可能還原為一種系統或傳統的。所以，如果文化斷層是一個問題，那香港的問題不是有無出現斷層，而是斷過之後還會再斷幾次。

與此同時，香港文化不斷轉型，隨社會環境轉變而變體。香港文化永遠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謂“變幻原是永恆”，是香港的硬道理。因此，香港從來不是一個尋找傳統的好地方。對於文化承傳的憂慮，以前有過。但在憂慮未消之前，整個社會又經歷了更大的轉變。究竟要憂慮些什麼，已變得模糊了。是為此而悲？還是為此而喜？

香港是一個現代進行式的社會，沒有歷史感之餘，又不大喜歡計畫未來。歷史在這個地方，是以星期、月作為單位的。上個星期的事情，有時已經覺得很遙遠。闊別香江兩年的，不可能要求他認得路。對香港人來說，變是常規，停頓下來反而覺得是問題。近年香港人很努力地去整理香港文化，希望能畫出一個較完整的圖案，這尚且困難重重。要尋找傳統之前的另一個傳統，那就更加艱難了。

90年代的孩子跟之前的幾代香港人一樣，繼續在這樣混雜的環境裏成長。繼承香港的文化傳統，他們只有繼續以現代進行式的態度生活，繼續面向前方。假如他們嘗試回過頭來，尋找歷史、傳統，結果恐怕只會發現：在香港，原來歷史就是現在。

文/呂大樂 (原載《新週刊》20040601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