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世貿會議會議在香港進行，同時反世貿團體亦進行其抗爭行動，一時間「全球化」、「公平貿易」等紛紛成為了時髦的用語。昨天(16/1)，中華電力公司的代表，就為全球化的意涵作出了一個活生生的演譯。

事件的源頭，乃香港兩間電力公司的管制計劃將於二零零八年屆滿，而香港政府就未來的電力市場會否開放及調低利潤回報（由現在的13.5%-15%調低至7%-11%）。就此，中華電力公司常務董事便召開記者會回應，她表示「香港政府提出百分之七至十一的回報率太低，中電無法接受。阮蘇少湄又表示，政府減低燃煤機組所得的回報率，電力公司倘未能達到減少排放污染物的要求會被重罰的條款令中電憂慮，亦令投資的不明朗因素大大增加。」又謂最壞的打算是撤離香港（見太陽報1月17日）。

這與全球化又有何關係？ (more…)

筆者按：許寶強這篇文章由知識型社會到香港的反智現象，確是有趣的聯想。更重要的是，他引述一位外國學者的觀點，指出反智並不必然與市場化有關，而是以民粹主義（筆者以此概涵）政治有關，值得一看。

題外話：其實從字面看來，從知識型社會到反智便露了些端倪，蓋此”知”非彼”智”也。知識型社會要的並非知識份子，而是知識經濟生產及消費者是也。

看許寶強之正文 (more…)

星期五上課（13/1)，講者提及娛樂新聞，以鄭伊健及梁詠琪的分手消息為例，並謂其實有關消息與我們沒有任何關係。通常，我們對這些茶餘飯後的消息（不論是己經証實的，還是八掛小道），都是一方面好奇，同時又覺不值一提。
我們會否有另一個閱讀娛樂新聞的角度呢？倘若學者能從浪漫小說或肥皂劇當中，看到婦女在當中建立的身份認同，則娛樂八掛之下的身份形同又會是甚麼呢？

近日香港一連兩宗的老師自殺案，確令人心寒。更令人心寒的是，當大家眾口一詞地聯想有關之自殺是與政府一連串朝令夕改的教育改革，帶來老師莫大的壓力有關時。貴為統領香港教育高官的教統局秘書長，竟然會衝口而出地說：「若教師有壓力，又豈止該兩名教師。」

不知要惱羅范椒芬的冷血，還是多謝她的直率。羅的言論讓我們看到的，便是現代官僚制度與唯科學精神下的必然產物；是韋伯(Max Weber)所言的「理性化的鐵籠」(iron cage of rationality)。韋伯所說的鐵籠，是指在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主宰下，人們單以追求效益，效率及功能的合理性作為指標，建立了一系列的理性化及官僚化的制度，而忽略了人的價值，人最終需服膺於制度運作之下。范氏的言論，讓我們看到工具理性的威力，已超越了韋伯時代的觀察，理性化的結果不單在於制度的建立，亦是意識形態的滲透。

為何有此結論？首先，羅范椒芬所發表這段言論，並非個人感受，而是作為官僚制度下的一個代表，她的發言向我們展示了官僚制度處理問題的方式。作為制度的一份子，當遇到制度失衡或缺憾所帶來的社會結果時，首先要懷疑的並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度下的個體。羅范椒芬指老師可能會有其他的問題，然後呼籲老師應該學會減壓，或找朋友傾訴，便反映了她企圖將有關之問題個人化，將之歸究於老師不善處理壓力或是本身精神有問題（羅太，請你想想將問題歸究個人，對逝者家人會造成甚麼傷害，因你的說話亦同時意味了他們對逝者的支援不足）。任何問題，只是個人能否適應制度的問題，而非制度是否適應人。雖然范氏已在稍後時間道歉，並謂是用遲不當，但她仍堅持不可因此而否定教改，筆者認為同樣是肯定制度，否定個人的說法。
事實上，范氏已不止一次有此論調，在早前的中大畢業禮上，她亦曾指老師有壓力是正常，壓力是推動改變、推動進步的源頭。她這番說話的潛台詞是不能適應壓力的人，只是社會的不良品；同時亦將壓力、持續進步這種精神奉為金科玉律。這正是官僚制度奉行工具理性的一個活生生例証──壓力與進步是雙生兒而且是社會必須品，但從沒有質疑為何人要面對持續的壓力？進步為何只有一個方向？

其次，羅范椒芬指若教改若真會引起教師自殺，便應不止於兩個。報紙指范氏此言十分冷血，筆者想指出，現代理性便是如此次冷血。范氏言論背後的邏輯是如何証明兩者自殺會否是例外？如何証明是與教改有關？同樣地，假使真的有人留下遺書，控訴教改，官員亦可以『此乃個別例子，尚未有充份理據証明與教改有關』作為開脫。事實上，1月10日明報亦訪問了港大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他表示香港教師的自殺率不高，不應將有關情況與教改混為一談。怎樣的自殺率才算高呢？是否必須要經過科學研究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呢？科學理性凡事講求實証的背後，往往將一些社會制度的缺憾，以數據及研究的方式隱藏起來。當我們一條一條的生命要化為一個個冰冷數字，將一個個面對壓力的老師化為壓力指數，又有甚麼意思？！

附帶一提，雖然報章多以批判的態度來處理羅范椒芬的言論，但筆者以為報章將她的言論歸究於她的道德操守、她個人的冷血無情，而忽略了她背後所反映的理性化邏輯；無視於她反映制度的無情，又會否只是殊途同歸呢？

一點疑惑
雖然世貿會議完結已超過一星期，雖然只剩餘音杳杳，但筆者仍希望對反世貿示威作一些思考及討論。所以令我難以釋懷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在12月17日的示威衝突後，香港傳媒眾口一詞地以暴亂、淪陷而名之，並且輔以一系列示威者衝擊警方防線的圖片（圖片說明多強調該批示威人士乃韓國農民），將一場示威集會描繪為一場與六七年相提並論的暴動。

固然，我們可以從新聞娛樂化的角度，來看待是次香港報章報導：由世貿會議尚未開始，香港報章便以不同篇幅來預言香港會重蹈前數次世貿會議的覆轍，包括回顧世貿上數次世貿會議的歷史，當然並非世貿組織的歷史；亦非會議之議決及影響；貿易全球化下不同國家人民的歷史亦想當然地失見於各大報章之中。報章的重點，主要集中於過往世貿會議期間所引發的示威人數、衝突幅度、死傷人數及經濟損失等。而且，他們亦突出有南韓農民在西雅圖會議示威中自殺及在南韓自焚等故事。再加上鎖定數個所謂「頭目」（如法國代表及韓國農民領袖）過往的言論及行動，反世貿示威尚進行便被書寫成一幅「官逼民反」、「梁山好漢聚會世貿」的預言圖。

及後世貿會議進行期間，雖然示威者以跳海、三步一叩的行動震攝、感動香港市民、亦為香港上了抗爭行動新的一課，但報章亦不忘報導香港警方如何嚴陣以待，如何以胡椒噴霧反擊示威者，亦有繼續預言示威者將會「決戰星期六」（快週刊　第382期）。所以，對於香港報章針對星期六的報導，我們可以視作自我預言的應驗（self-fulfilling prophecy）。對於報章以戰地記者的角度（而從電視所見，他們的裝備比起戰地記者亦算得上過猶不及），強調示威者的游擊戰術、引述警方如何佈防，以攻防戰的角度來報導示威，是戲劇的手法（著重動作場面、肢體衝突、以時序的方式報導起承轉合）；是網絡三國志的虛擬戰場實體化。

但新聞娛樂化並不足以概涵今次反世貿事件所反映的事情。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