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點疑惑
雖然世貿會議完結已超過一星期，雖然只剩餘音杳杳，但筆者仍希望對反世貿示威作一些思考及討論。所以令我難以釋懷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在12月17日的示威衝突後，香港傳媒眾口一詞地以暴亂、淪陷而名之，並且輔以一系列示威者衝擊警方防線的圖片（圖片說明多強調該批示威人士乃韓國農民），將一場示威集會描繪為一場與六七年相提並論的暴動。

固然，我們可以從新聞娛樂化的角度，來看待是次香港報章報導：由世貿會議尚未開始，香港報章便以不同篇幅來預言香港會重蹈前數次世貿會議的覆轍，包括回顧世貿上數次世貿會議的歷史，當然並非世貿組織的歷史；亦非會議之議決及影響；貿易全球化下不同國家人民的歷史亦想當然地失見於各大報章之中。報章的重點，主要集中於過往世貿會議期間所引發的示威人數、衝突幅度、死傷人數及經濟損失等。而且，他們亦突出有南韓農民在西雅圖會議示威中自殺及在南韓自焚等故事。再加上鎖定數個所謂「頭目」（如法國代表及韓國農民領袖）過往的言論及行動，反世貿示威尚進行便被書寫成一幅「官逼民反」、「梁山好漢聚會世貿」的預言圖。

及後世貿會議進行期間，雖然示威者以跳海、三步一叩的行動震攝、感動香港市民、亦為香港上了抗爭行動新的一課，但報章亦不忘報導香港警方如何嚴陣以待，如何以胡椒噴霧反擊示威者，亦有繼續預言示威者將會「決戰星期六」（快週刊　第382期）。所以，對於香港報章針對星期六的報導，我們可以視作自我預言的應驗（self-fulfilling prophecy）。對於報章以戰地記者的角度（而從電視所見，他們的裝備比起戰地記者亦算得上過猶不及），強調示威者的游擊戰術、引述警方如何佈防，以攻防戰的角度來報導示威，是戲劇的手法（著重動作場面、肢體衝突、以時序的方式報導起承轉合）；是網絡三國志的虛擬戰場實體化。

但新聞娛樂化並不足以概涵今次反世貿事件所反映的事情。確實，我們可以繼續質疑報章並未做到新聞中立的原則，批評報章以市場主導，筆者亦就此寫了一篇名為「是灣仔「淪陷」？還是報章淪落！」的文章，但若將焦點集中於傳媒之上，只會達到兩種效果，一是將傳媒視為一個獨立於社會以外的現象，二則是先設地肯定了中立客觀報導的可能化。對此兩種效果，筆者的回應是，後者從不存在，報導從來都是在有限篇幅中，如何再現的問題，不過是次世貿示威中令我驚訝的是再現是來的前所未有地統一；對前者的回應是既然傳媒並不能超然於社會其他力量以外，則我們可以深思的是為何如此地統一，口徑一致。

基本上，筆者同以以市場主導的角度來看待，若是如此，筆者認為要問的便是市場是甚麼了？

所以有這樣的想法，除了那兩天傳媒的報導外，亦是因為在往後的日子，在不同的討論區看了很多討論，有很多人以包容的態度去理解香港警方的鎮壓、同意警方使用武力是必要的（相反對示威者則以「暴力」名之）、嘉許警方能迅速地「恢復秩序」；以批判的態度來看待示威者的行動，筆者亦收到一些電郵乃結連了支持警方，讚賞警方文明，或以南韓警方的鎮壓手段作比較以合理化及正常化香港警方的行動。而陳日君提出「香港之耻」言論後，亦引來了很多反駁。

當然，對世貿示威的論述並非想當然地一面倒，世貿期間便有一群民間記者嘗試為我們提供另一種角度以看待有關之衝突 (詳見獨立媒體網站)，但從主流媒體鋪天蓋地的論述，有理由相信香港的主流意見仍是傾向以暴亂來看待居多。

究竟，「香港市民集體行動的市場是甚麼模樣呢？」換句話說，在是次反世貿示威中，我們看到香港市民是如何看待集體行動呢？對於集體行動的理解、集體行動的行動底線是劃在那裏呢？筆者以為，若將124遊行與1217的反世貿示威並置在一起，我們會看到香港人對集體行動的理解下的「香港精神」。

另一個令筆者難以釋懷的原因，是自經歷零三年七一遊行後，大家對香港人的政治意識好像有了新的啟發。在此所謂政治意識，並非指一般的政治理念或哲學，而是驅使集體行動背後的集體意識。經歷了零三年七月一日的五十萬人大遊行後，普遍論調均對香港的政治生態發展抱樂觀的態度。如梁恩榮在零四年六月卅日的經濟日報中，便認為七一遊行中，出現了很多青年人走上街頭，甚至如中學生聯盟的成立，都顯示「學生確實是「現時的公民」，他們可以藉參與不同層次的公民社會，或建制的政治活動，來影響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實踐他們的政治權利」；「從香港的公民教育發展來說，去年7月1日的50萬人大遊行實在是一個極其重要及獨特的里程碑，為數不少的青少年學子，自發及有組織地走上街頭，以示威來表達他們對香港政府管治的不滿，以及對民主的訴求，之後更成立了「中學生聯盟」，繼續關心香港的民生，以及民主政治發展的議題，這現象誠是可喜可賀。」蘇龥機亦在零三年七一後發表了一篇文章，表示「七一大遊行讓大家開了眼界，擴展了想像空間。它是香港政治範式的轉移，令政治生態進入新紀元。七一前香港社會給大家的感覺是嚴重分化，市民充滿無力感，立法會是保皇黨的天下，民眾只求政府在立法上再讓一步，抱的是「輸少當嬴」的心態。七一後香港主流意見顯現，民氣上升，公民力量充沛，立法會中的勢力組合出現變化，市民在立法上有更多憧憬，對將來的政制改革步伐有更多訴求。」（http://hkupop.hku.hk/chinese/columns/columns18.html）

無可否認，七一遊行後確令人看到香港政治生態仿似進入了新的意象，隨著所謂效應在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中的影響，我們或許都會同意香港人的政治態度會更傾於向政府或親政府團體說不。但這是否意味香港公民社會已上了一課並作出總結，是否可理解香港人比從前更認同集體力量，及以集體行動作為宣示態度的方法呢？但筆者在今年一二四遊行中，雖看到有超過十萬人參與遊行（這是筆者多年參與遊行經驗後的主觀推測），但同樣地我看到的多是中年及老年的一代，而且遊行雖井然有序，但卻感覺了無生氣，整段遊行隊伍中只有部份區域會熱切地喊口號，或有人打鼓助慶，更多的是沈默無語地，又有耐性地緩慢前進。此外，筆者及後與一些朋友談及反世貿示威時，有朋友憂心戚戚地擔心會有騷亂，或以同情的態度認為香港警方比起南韓或美國警方文明，鎮壓暴力是可以理解的論調。綜合這些圖象，究竟在香港人底蘊下的集體性是甚麼呢？筆者相信這幾年的香港經驗確令香港人出現了改變，否則亦難以出現五十萬人遊行（同樣地，有超過十萬人爭取普選亦是令筆者覺得在過往是難以發生的）。但同樣地，有些內容確仍然未變，然則變與不變的內容是甚麼呢？筆者正是建基於此作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