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一連兩宗的老師自殺案，確令人心寒。更令人心寒的是，當大家眾口一詞地聯想有關之自殺是與政府一連串朝令夕改的教育改革，帶來老師莫大的壓力有關時。貴為統領香港教育高官的教統局秘書長，竟然會衝口而出地說：「若教師有壓力，又豈止該兩名教師。」

不知要惱羅范椒芬的冷血，還是多謝她的直率。羅的言論讓我們看到的，便是現代官僚制度與唯科學精神下的必然產物；是韋伯(Max Weber)所言的「理性化的鐵籠」(iron cage of rationality)。韋伯所說的鐵籠，是指在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主宰下，人們單以追求效益，效率及功能的合理性作為指標，建立了一系列的理性化及官僚化的制度，而忽略了人的價值，人最終需服膺於制度運作之下。范氏的言論，讓我們看到工具理性的威力，已超越了韋伯時代的觀察，理性化的結果不單在於制度的建立，亦是意識形態的滲透。

為何有此結論？首先，羅范椒芬所發表這段言論，並非個人感受，而是作為官僚制度下的一個代表，她的發言向我們展示了官僚制度處理問題的方式。作為制度的一份子，當遇到制度失衡或缺憾所帶來的社會結果時，首先要懷疑的並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度下的個體。羅范椒芬指老師可能會有其他的問題，然後呼籲老師應該學會減壓，或找朋友傾訴，便反映了她企圖將有關之問題個人化，將之歸究於老師不善處理壓力或是本身精神有問題（羅太，請你想想將問題歸究個人，對逝者家人會造成甚麼傷害，因你的說話亦同時意味了他們對逝者的支援不足）。任何問題，只是個人能否適應制度的問題，而非制度是否適應人。雖然范氏已在稍後時間道歉，並謂是用遲不當，但她仍堅持不可因此而否定教改，筆者認為同樣是肯定制度，否定個人的說法。
事實上，范氏已不止一次有此論調，在早前的中大畢業禮上，她亦曾指老師有壓力是正常，壓力是推動改變、推動進步的源頭。她這番說話的潛台詞是不能適應壓力的人，只是社會的不良品；同時亦將壓力、持續進步這種精神奉為金科玉律。這正是官僚制度奉行工具理性的一個活生生例証──壓力與進步是雙生兒而且是社會必須品，但從沒有質疑為何人要面對持續的壓力？進步為何只有一個方向？

其次，羅范椒芬指若教改若真會引起教師自殺，便應不止於兩個。報紙指范氏此言十分冷血，筆者想指出，現代理性便是如此次冷血。范氏言論背後的邏輯是如何証明兩者自殺會否是例外？如何証明是與教改有關？同樣地，假使真的有人留下遺書，控訴教改，官員亦可以『此乃個別例子，尚未有充份理據証明與教改有關』作為開脫。事實上，1月10日明報亦訪問了港大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他表示香港教師的自殺率不高，不應將有關情況與教改混為一談。怎樣的自殺率才算高呢？是否必須要經過科學研究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呢？科學理性凡事講求實証的背後，往往將一些社會制度的缺憾，以數據及研究的方式隱藏起來。當我們一條一條的生命要化為一個個冰冷數字，將一個個面對壓力的老師化為壓力指數，又有甚麼意思？！

附帶一提，雖然報章多以批判的態度來處理羅范椒芬的言論，但筆者以為報章將她的言論歸究於她的道德操守、她個人的冷血無情，而忽略了她背後所反映的理性化邏輯；無視於她反映制度的無情，又會否只是殊途同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