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說「香港故事很難說」！

也斯說：「每次說香港的故事，結果總變成關於別的地方的故事：每次說別的地方的故事，結果又總變成香港的故事….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他站在甚麼位置說話」，他叫大家繼續試說故事，用故事說出我們此時此地的感受。李照興繼承了這份情懷，在『愛恨香港的101個理由』中，編輯了一零一篇對香港喜惡的文章，強調眾聲喧嘩。但筆者時常想，喧嘩過後又如何呢？剩下些甚麼呢？香港故事是否只可喧嘩才可繼續下去呢？

呂大樂說：「事實上，近年不少人嘗試為香港社會發展的歷做總結，所做的很大程度上只是對所謂「香港精神」不同方面的描述；至於完整的整理….仍然欠奉」，他提出這問題是正值九七回歸，所以他關心的是殖民地成功故事並不代表香港故事，而是「香港人追尋並參與建立一個較理想的社會環境的過程…..現在我們所需的，是一種嶄新的視野──一種從香港人的角度和生活經驗來理解香港發展經驗的視野」，所以他寫下「唔該，埋單」，亦寫了「無關痛癢的一九七四」。

呂大樂的提議，在九七後得到正面回應，至零三年沙士及七一遊行後，有越來越多的書籍出版，說它們的香港故事。有些是集中於政情的香港故事、有些是標榜廿歳尾卅歳頭的新生代故事、亦有些過往未曾出現，屬於香港低下層的一人一故事。

不過有時候，書看多了會不期然有種重重覆覆的感覺，特別當香港故事與香港可以往何處去一起說時，中國因素、香港教育素質、人民素質、政府施政效率、官僚制度的僵化等，很多時候都會在文章中見到。而香港的未來發展，必不離全球化的（經濟）定位、中國經濟圈內定位等考慮，總是少了點甚麼似的。

看畢龍應台的新書，筆者就發覺原來有時候（當然並非全部）就是缺少了人文關懷的胸襟、筆觸及視野。龍應台這本新書，或許能為我們如何寫香港故事作出一些啟迪；原來，我們不單要說香港故事，她還告訴我們可以如何用人文關懷的方式令香港故事寫下去。

在第一部份：「香港你往那裏去？」龍應台籍著對公共政策議題的討論，向我們示範了如何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對香港作出叮嚀（雖然龍的文章中充滿著為香港斷症的角度，但與其視之為專業的問診，筆者覺得更似是母親對孩子的叮嚀）。

在幾篇文章「西九龍，請慢」、「香港，你往哪裏去？」、「誰的添馬艦」、「呼喚公民運動的開展」中，龍應台提醒政府及我們在討論城市建設、在「將高樓大廈當作唯一的美麗，把發展當作單一的標準，讓商業綁架了文化，將現代化簡單地解釋」（p.43）的同時，應該思考一下我們希望未來香港的模樣，是「仍舊是亞洲的購物中心,？還是一個自主的「新香港文化」的誕生」(p. 16)。

龍應台亦透過不斷地問，讓我們重新發覺香港從來（亦會繼續）是不同人種的混雜，所以我們要的並不是甚麼樣的地標、甚麼樣的城市建築，而是要開始問香港甚麼人需要／想要甚麼設施？想有一個甚麼樣的香港文化？ 她所關懷的，未必是將來的香港會變成甚麼模樣，她更關心「溫順」的香港人，如何可以由現在開始有更廣泛、涉及更多人的公民參與、公民辯論，「重點是香港人何時敢挑戰短視及功利主義，是香港人何時敢把香港的未來抓在自己手裏」（p. 90）。

龍應台在本書中，亦向我們示範了「問」的方式及目光的終點可以放在那裏。當董建華要建造數碼港、中藥港；許仕仁語重心長地警告香港，要避免邊緣化，問的是如何提高香港經濟競爭力。龍應台說的是文化權，問的是「甚麼使城市更可愛？」（p. 45）是「甚麼時候，你終於要開始跟人家比「內涵」呢」(p. 83)。當李國章要開始在中學推行通識教育，其關心的是如何能令香港學生有通識思變，以應付（勞動市場）全球化的挑戰；當香港各大學努力引入外地及國內精英學生時，想做的是為香港未來提供人材。龍應台由幾位曾在香港大學出現的人物，朱光潛、張愛玲、陳寅恪等，呼籲港大拾回斷裂的人文傳統（「期待人文港大」一文）；她透過其兒子華飛的故事讓我們看見，通識教育可以是甚麼？應該關懷甚麼？（「香港老師問」一文），她會問「香港人真很有國際觀嗎？」「夾在殖民情結和祖國情結中搖攞困惑的香港人，可不可能加一個宏觀的角度──把中國放在一個全球視野中去瞭解」（「為甚麼燈泡不亮」一文）？她會從提香港人文精神、強調公民社會作為塑造未來香港文化的出發點。

筆者並不是想說「外國的月亮比較圓」，但或許是我們「愛之深、責之切」，以致我們熱切地批評政府，關心香港大型企業如何壟斷社會；又或許如筆者一樣，在一個陳冠中所言，重視自己的靈活性、關心如何最快地適應遊戲規則，拿到分數、重視效率、強調效益；或許是我們生活在這地方太久了，生活的煩俗、壓力逼得我們太緊了，令我們對很多事情都失去了好奇，所以人文關懷很少在我們思想當中滋生。以致我們不會從睇牙醫過程看到文明的扎根（「詠兒和慧兒」一文）；不曾享受香港的生活方式，就是幸福的代名詞（「幸福就…..」一文）；筆者亦未曾發現原來香港市花是豔紫荊，而不是洋紫荊（「豔紫荊和島嶼身世」一文）。

馬家輝在封底寫到：「龍應台向香港人示範了外來學者可以、應該、如何以『知識批判』介入本土社會。」（出自「龍應台如何在香港放火」，見在『廢墟中看見羅馬』一書，馬家輝著，天地出版社）

我認為還說得不夠仔細，因為龍應台在書中示範的，是以世界公民為身份，以人文關懷及跨文化敏感的經緯，進行望、聞、切、問，以一個母親的筆觸為「人文香港」作出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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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龍應台訪問，關於此書的寫作背景。

龍應台關懷香港文化的三段心路歷程 –多維新聞

香港中通社記者　曉觀

二００六年十一月﹐正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中心擔任講座教授的龍應台﹐完成了兩個心願﹕一﹐她的新書《龍應台的香港筆記@沙灣徑２５號》正式出版﹐全書完整集結了三年來她為香港所寫的文章。二﹐她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中心開設的“文化政策與傳媒素質”課程結課。

　　龍應台來港三年﹐對香港文化生態的觀察﹐經歷了三段心路歷程﹐出版《香港筆記》和是堂“傳C素質課”﹐正是她關懷香港文化的第三階段－─“播種”。

　　龍如同一個文化的“啟蒙者”，要在尚將“文化”僅僅看做是表演、展覽、博物館、圖書館的“文化蒙昧”香港，播下一把“公民文化”的種子。

　　十一月十一日，伴隨著“文化政策與傳媒素質”課程結束，一個“白玉蘭文化關懷小組(暫名)”宣告成立﹐其第一個行動即是關注當晚進行“告別航”的中環天星碼頭。

　　龍應台在臺北刮起“龍旋風”之後，為何會選擇香港，作為文化關懷之地？

　　“選擇香港的原因，是因為始終對華人城市有興趣。香港與臺北地理、歷史軌跡接近，可是作為一個華人知識份子，自己對香港很無知，是不可以原諒的。”

　　於是，二○○三年初，龍應香港城市大學邀請，在中文系擔任了一年客座教授。隨後﹐又受聘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中心擔任講座教授。

　　龍笑言：“作客香港的第一年，我可是很是守作客‘本份’的，觀察但未有發表任何批評及意見，可視為我關懷香港文化的第一階段。”

　　“原本以為九七之後，香港在文化政策上會經歷一個調整階段。可是，來港觀察後發現，外界對香港的印象與實際反差太大了，許多在文化方面必須做的事情，香港其實從來沒有作過。”

　　“我的實在克制不住想要世界變得更好的‘衝動’，在二○○三年十一月終於‘發作’”，今年立冬日的午後，在香港大學一間幽靜的會客室，一襲黑衣的龍，習慣地斜睨著天空，悠悠地回憶著。

　　那年，香港政府推出了西九龍計畫進行商業招標，計畫在維多利亞港灣畔、四十公頃的璀璨海景地、投資二百五十億港幣，建設一個由開發商投資並運營的西九龍文娛區。

　　龍應台說﹕“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這都是一件重大建設。觀察這件事，我的感覺是香港的政府怎麼這麼大，香港民間的聲音怎麼這麼弱？”

　　於是，龍應台開筆，進入了對香港文化關懷的第二個階段。二○○三年十一月一日，《思索西九龍》見諸報端。

　　龍痛陳﹕“我所目睹的二十一世紀初的香港，已經脫離殖民七年了，政府是一個香港人的政府，但是我發現，政府機器的運作思維，仍舊是殖民時代的思維。”

　　“殖民思維有幾個特點﹕它一不重視本土文化和歷史，二不重視草根人民，三不重視永續發展。”

　　“於是所謂‘脫離殖民’，最重大的意義之一就是，人們回頭去把自己被扭曲、被改寫、被漠視被輕視的歷史挖出來﹔把被殖民者丟到垃圾堆裏的祖母的日記找回來，擦乾淨，重新，一字一句地辨認，一字一句地讀，從脆弱泛黃的紙張和蒼白的字句裏，重新發現自己是誰。”

　　“‘脫離殖民’﹐意味著把殖民者所灌輸的美學品味、價值偏重和歷史觀點——不見得推翻，但是徹底重新反省，開始以自己的眼光了解自己，開始用自己的詞彙定義自己﹔後殖民的政府會把本土的文化歷史古蹟、老街老巷老記憶，即使不美麗不堂皇不甚體面，一點一滴都當作最珍貴的寶貝來保護珍愛。”

　　“但是﹐我沒看到這個過程真正在香港發生。”

　　隨後﹐龍應台關懷香港文化生態的文字，交替出現在此間兩家媒體上，可謂一紙風行。

　　“直到今年六月二日，《誰的添馬艦??我看香港文化的主體性》發表，但無助於影響‘文化缺席’狀況下政府的決策，我才痛感以文化人之力傳播‘公民文化精神’，在香港這個文化政策意識尚未‘開蒙’之地，實在太難。恰在此時，我預備在港大開一堂課，於是‘文化政策與傳媒素質’這個課名自然產生了。我沒見過更認真、更投入、更成熟的學生……當課程結束時，我對自己說：對香港，我有交待了。”

　　據悉，龍與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中心的簽約到二00七年七月，龍說：“或許我會就此告別香港一段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