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半個多月就是07年。回歸10年，香港文化政治累積了不少變數，需要整理脈絡及探索適切的論述方式。九七後，金融風暴、居港權風波、沙士疫潮、七一遊行、社區保育，以至近日有關清拆天星碼頭的爭議，所觸及的文化政治，其複雜多變，遠超九七前的香港本土文化論述所能概括。

九七前的香港故事，或可粗略分為四種：

1. 主流社會與普及媒體所敘述的經濟奇蹟；

2. 本土學者所描述的本土文化認同；

3.香港資本主義現代性作為華人社會典範的先鋒論；

4. 90年代湧現的殖民恥辱與回歸國族的歷史論述。

頭三種論述源於本土，第四種論述則大多來自親北京的文學工作者。四種香港故事互相對照，有同有異，在九七過渡的焦慮中頗能安頓人心。

回歸以來，第一種以經濟奇蹟主導的香港故事，因為金融風暴及社會流動的閉塞而失去作為意識形態的吸引力。第二種生於斯長於斯的感情歸屬，本來是基於中港對立的他╱我認同，但近年跨境文化互動與全球化浪潮下，以前以地方感情與生活方式為主調的本土身分，必須在本土、國族、國際的張力中重新定位。第三種先鋒論，九七後香港在法治、言論、民主訴求、廉政、環保、食物安全、醫療衛生各方面，仍有值得大陸借鏡之處，但香港政權從屬中央又缺乏議價勇氣，令香港作為範例的作用大減；而香港作為資本市場典範的角色，則因為中國的冒升而稍有遜色。第四種國族論述在九七後變成政治正確的國民教育政策，持續與香港本土身分互動；在「香港人都愛國」的表態式認同背後，仍有很多深刻的對立與動態的批判（程翔案是明顯例子）。

在這背景下，以「文化政治」的角度切入香港文化討論，將有助整理回歸後第一個10年出現的本土議題，亦有助開拓將來另一個10年的文化討論。所謂文化政治，是擴闊公共行政的政治討論，並延伸至文化價值與日常生活層面。此舉並非要將文化議題泛政治化，而是強調在文化層面主動參與、介入、說服、商議、互相修正、保育、開拓、批判，以至抗爭。今天在香港談文化政治，或可從文化的三層簡單定義作為初步的盤點整理。

文化的第一層：經典

文化的第一層，是指精英文化、正典名著、文化遺產。在不少國家，這一層的文化政治，主要是修正精英文化的階級偏見，為庶民藝術與普及文化爭取表述空間，並進一步修改正典，加入較開放的著作，並選擇性的保育文化遺產。在香港，高等文化的力量較弱，普及文化不必多作抗爭就為集體認同的文化資源，八九十年代整整20年，普及文化被論述為本土身分與搖籃，文化政治的討價還價基本上不費吹灰之力。有趣的是，近10年新一波的文化政治，在於保育香港本土遺產。維港、大澳、灣仔、天星的爭議，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感情，不再只是軟性的感情寄託，而是具體依附於地標、社區、社群之中。

這一層的文化政治，角力的對象是空間資本化的拆建工程，同時也對抗文化遺產變成簡化的旅遊經濟。此外，把香港文學、戲曲、土產藝術作品、普及文化經典，評審篩選而成「正典」，列於教材、博物館之內，也是關心香港文化的朋友必須留意及參與的商議項目。

文化的第二層：價值

文化的第二層，是指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這個層面上的香港文化政治，既有慣常熟知的戰線，亦有九七後的新問題，我暫且分四方面略作分析。

1. 自由市場的價值觀，是香港的主導普及意識，過去多年來輿論界均有正反辯論，是港人熟知的文化政治，在此不贅。

2. 自90年代至今，偶有提出「香港精神」之議，從戰後數代港人的「奮發史」中提出一些價值品質，加以歌頌肯定，並感召新一代港人承傳香港精神。這種文化政治有可取之處（強調奮發自強），但更多是內容空洞的託辭。尋根究抵，所謂香港精神，就是拼搏肯捱、醒目上進，但究其實，戰後新生代的發迹史，是結構性開放把一群不一定拼搏的人推上高位，近年刺破香港黃金年代的香港精神最有力者，是身為過來人的陳冠中——上一代人的成功，不是因為當年港人本質上優於下一代人，而是香港各行業虛位以待的結果。最堪玩味的香港精神討論，可說是梁錦松以《獅子山下》概括港人的成功故事。港人同舟共濟是美談，但要提防獅子山下的拼搏，被結合為新自由主義的自我增值，如此勞動市場的要求，就不一定要提升至香港精神的高度。

3. 沙士後部分香港精英提出香港核心價值，作為重新確立香港社會共識的基石。專業主義、人權法治、言論自由，這些價值肯定，一方面可以歸納香港優勢，但另一方面亦有人質疑這套核心價值不完全符合現實，並有精英階級傾向。港人多年來「走精面」、「側側膊」、「過海就係神仙」的庶民智慧，恐怕與精英分子專業主義的口號相違。不過，若核心價值之議，與普世價值接軌，強調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是港人認同的訴求，「應然」而非「實然」的理想，依然是香港文化的政治的持久戰線。

4. 國族問題，是意識價值層面的文化政治中最複雜的議題。香港本土性的其中一個核心，是「非國族化」之下為庶民生活提供一個孕育發展的空間。香港人不習慣宏大的國家歷史敘述。正正因為港人的破碎歷史觀，陰差陽錯誘發出港式雜碎「文明」，工具程序理性高度發達，卻逃避文化歷史的大視野。幾年前核心價值的提倡，以「筆記點列」形式出之，已經是港式主體論說的極限。然而，九七後國族價值的提出，結連到中國千百年的歷史，正面衝擊港式本土雜碎文化。在國家與歷史敘述之中，如何爭取多元化的歷史版本？如何推展彈性的國家與地方認同？這些「大敘述」是文化政治的重大議程。這方面的討價還價殊不抽象，例如，本土學者能否書寫不同版本的本土殖民歷史，並在「再國??族化」的大敘述中注入香港市井化的國家與本土認同，就是具體不過的挑戰。

文化的第三層：生活

文化的第三層，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活動，所指的是具體在日常生活中的習慣和風俗。這個層面的香港文化政治，其中一個分支是香港文化界的拿手本領——從茶餐廳看出香港的混雜風格、從香港人等位飲茶看出香港家庭生活的特色、從香港家居設計看出香港寸金尺土的特性……凡此種種，切說明香港本土文化的表述，往往以生活方式與習慣為基礎。然而，近年在生活層面上的文化政治頗為活躍。性別問題、平等機會、婦女權益、環保、社區參與等等，均強調日常生活的實踐，並從中匯集為社會風氣的改造。

這方面的介入，有別於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文化分析。以前的着眼點，是描述、記錄，並把香港不同的文化特色書寫串連，變成香港人文化身分的具體元素。對比而言，近年的日常生活文化政治，是自覺的修正與創造，包含了主體的想像與價值取捨，由少用膠袋、婦女就業，甚至到大牌檔的飲食習慣，以及種種以藝術創作介入社會論爭，都是行動式而非描述式的。

以上將文化政治分開經典、價值、生活三層討論，是為了分析的方便，具體事件的討論與行動，三個層面的角力，或輕或重同時運作。例如灣仔藍屋的保育討論，就包括社區的起居生活、人本主義高於旅遊經濟的價值取向，以及把藍屋作為本土文化遺產或典範的判斷。

我與吳俊雄、呂大樂近日合編一本暫名《香港文化政治》的文集，其中各個篇章，或多或少都涉及上述三個層面。書中有數篇論文談到香港城市意識，先在此簡單介紹。如上文所述，香港本土身分討論，以往多以地方認同與生活方式展現。九七後，有關香港文化的分析漸漸以城市為單位進入討論。呂大樂分析70年代迅速消失的殖民建築，可對照今天保衛地標的行動；以前香港民眾不當殖民地文物是一回事，今天則把本土地標視為香港記憶之所繫。羅永生分析香港城市想像，由英殖民時期，對照近年在本土消失之後的新城市主義，勾畫出新自由主義在全球城際競爭下的比併意識。谷淑美則以灣仔重建作案例，呈現一幅社區居民生活化的參與發展模式，以對照各種文化發展的流行論述。

我們希望在此書提出一個多元化的文化政治方案，以豐富香港本土認同的討論與具體的文化介入策略。回歸10年，香港的本土性，不能單以過去的幾種簡單敘述去詮釋和概括。文化遺產的篩選保育、各種價值與意識的批判分析、日常生活的主動參與，這些多層面的文化政治，是目前香港面對國族化與全球挑戰較有效的詮釋框架。

文化政治預設思考與行動的主體。今天，我們不能單單喊一句「我係香港人」就描述了本土文化。要回答的問題是，我們要做一個怎樣的香港人？我們要一個怎樣的香港？這些問題，九七前適切，於今更甚。

引自：明報 2006-12-11 論壇 思潮 馬傑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