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小學校時，老師教筆者認識香港，其中一個深刻印象就是香港有一個水深港闊的維多利亞港，有一個（想像中）很高的叫太平山；每年年初三（赤口）參加的「新春行大運」活動，乘車時間往往佔活動時間的一半。那時候，筆者印象中的香港，雖然知道在世界地圖上只是一粒小芝蔴，但感覺仍然很大，新界仍是很遠。但隨著年紀長大，身體長高、香港集體運輸網絡的發達、太平山不再高，新春行大運不再遙遠──香港原來真的很細小。

香港最著名的特式之一，就是地少人多。亦因為這種天然限制，香港地理空間的爭奪，便一直此起彼落，換另一種說法，是「一雞死一雞鳴」。雞死雞鳴所伴隨著的，是社會議題的IN & OUT、建築空間的斗轉星移、市民的遺忘與記憶交替。在這生死之間，除討論對象的轉換外，亦帶來了公民議題的變化。零六年香港文化議題中，便有幾項是空間──社會議題相關的。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雷聲大雨點可會變大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建議，乃於一九九八年提出，並於零四年開始進行公眾諮詢，由此引起各方的討論。隨著諮詢的進行，香港突然變得充滿文化氣息，少有報導文化消息的報章，都紛紛加入報導及討論甚麼是香港文化活動；過往少有的藝術展覽忽然都在香港舉行，並得到重點宣傳（如畢加索的畫、龐比度的收藏）；過往少有獲得資助的文娛項目，突然受到財團的青睞。說穿了，多少都與那有40公頃的地王有關。

多得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出現，因為它讓香港人表現出從未顯現的審美眼光，雖然我們在評論天幕設計時，有點像坐在電視前品評香港小姐樣貎及泳裝般，詞彙貧乏，一切只在乎是否看得「順眼」；而獲選的天幕設計，就仿似某參選佳麗，被傳獲電視台高層欽點般，先天地欠缺「觀眾緣」，注定沒有好結果。

除了天幕的美觀爭論外，西九還讓香港人上了政治經濟的一課：興建項目應否分拆、哪些財團有能力投標、政府是否偏向了某些大型財團等都成為討論的核心。不過，西九的最大功績，就是為香港公共空間注入文化議題。的確，香港過去少有如斯大型公共空間發展及使用權的討論出現。此一方面由於社會經濟發展（香港人想當然地認為經濟發展必會帶來社會發展）優先的意識使然，使香港少有對公共空間投放關注；此外，亦由於香港地理面積的狹少，而政府貫徹其自由市場運作於土地運用上；再加上香港人對空間使用亦傾向私人化──我們買樓時會考慮實際面積、住所的面向及景觀，是會有住客會所等，關心的是私人物業投資升值潛力多於私人空間。對於公共空間，香港人會化約成公眾地方、通道、行人道、休憩處等功能領域（當然，這並不表示香港人對空間的挪用是被動的）。

因著西九龍的出現、傳媒的廣泛報導、一眾學者，文化人高呼「西九龍，且慢」（龍應台），質疑「我不相信──西九文娛區」，我們開始認真思考甚麼是香港人的文化藝術？香港當務之急是硬件（建築物）還是軟件（本土文化的重視、對文娛藝術活動的欣賞）？我們開始對公共空間的運用有意見，對香港要怎樣的文化活動學習發聲（雖然更多時候仍倚重各式各樣的人民喉舌）；香港人開始在經濟發展之外，還希望多留一點不一樣的空間。雖然那些不一樣可如何發生？發生甚麼？仍是眾說紛紜，但香港人的視野、文化願景好像透過西九的討論，變得有點不一樣。

二零零六年香港政府提出推倒原有的招標，重新成立諮詢委員會再討論。西九計劃在進入招標階段後再推倒重來，是多方角力──先是政府要求改變住宅地積比率，然後是入標財團不肯接受新的改變──的結果。但無可否認，政府立場的改變，是社會及輿論壓力所致，是市民發聲的結果。政府再度成立諮詢委員會，代表它有多少誠意重新思考香港文化發展及定位問題，尚需跟進觀察。但有一點肯定的是，香港社會對香港文化的廣泛討論，隨著西九的推倒，便沈寂下來（一貫的香港特性，來也沖沖，去也沖沖），一點希望的是，當日討論西九文化權誰屬的轟耳雷聲，能蘊釀出明天沖刷充滿中環價值香港的大雨。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