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小學校時，老師教筆者認識香港，其中一個深刻印象就是香港有一個水深港闊的維多利亞港，有一個（想像中）很高的叫太平山；每年年初三（赤口）參加的「新春行大運」活動，乘車時間往往佔活動時間的一半。那時候，筆者印象中的香港，雖然知道在世界地圖上只是一粒小芝蔴，但感覺仍然很大，新界仍是很遠。但隨著年紀長大，身體長高、香港集體運輸網絡的發達、太平山不再高，新春行大運不再遙遠──香港原來真的很細小。

香港最著名的特式之一，就是地少人多。亦因為這種天然限制，香港地理空間的爭奪，便一直此起彼落，換另一種說法，是「一雞死一雞鳴」。雞死雞鳴所伴隨著的，是社會議題的IN & OUT、建築空間的斗轉星移、市民的遺忘與記憶交替。在這生死之間，除討論對象的轉換外，亦帶來了公民議題的變化。零六年香港文化議題中，便有幾項是空間──社會議題相關的。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雷聲大雨點可會變大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建議，乃於一九九八年提出，並於零四年開始進行公眾諮詢，由此引起各方的討論。隨著諮詢的進行，香港突然變得充滿文化氣息，少有報導文化消息的報章，都紛紛加入報導及討論甚麼是香港文化活動；過往少有的藝術展覽忽然都在香港舉行，並得到重點宣傳（如畢加索的畫、龐比度的收藏）；過往少有獲得資助的文娛項目，突然受到財團的青睞。說穿了，多少都與那有40公頃的地王有關。

多得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的出現，因為它讓香港人表現出從未顯現的審美眼光，雖然我們在評論天幕設計時，有點像坐在電視前品評香港小姐樣貎及泳裝般，詞彙貧乏，一切只在乎是否看得「順眼」；而獲選的天幕設計，就仿似某參選佳麗，被傳獲電視台高層欽點般，先天地欠缺「觀眾緣」，注定沒有好結果。

除了天幕的美觀爭論外，西九還讓香港人上了政治經濟的一課：興建項目應否分拆、哪些財團有能力投標、政府是否偏向了某些大型財團等都成為討論的核心。不過，西九的最大功績，就是為香港公共空間注入文化議題。的確，香港過去少有如斯大型公共空間發展及使用權的討論出現。此一方面由於社會經濟發展（香港人想當然地認為經濟發展必會帶來社會發展）優先的意識使然，使香港少有對公共空間投放關注；此外，亦由於香港地理面積的狹少，而政府貫徹其自由市場運作於土地運用上；再加上香港人對空間使用亦傾向私人化──我們買樓時會考慮實際面積、住所的面向及景觀，是會有住客會所等，關心的是私人物業投資升值潛力多於私人空間。對於公共空間，香港人會化約成公眾地方、通道、行人道、休憩處等功能領域（當然，這並不表示香港人對空間的挪用是被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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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四，到大會堂看了「ＶＶ勿語」，及後在網上看到Cactus_Heart感覺良好：「一個高潮迭起的晚上，一段段發人深省的獨白甚至對白，一次讓我們女性重新鑑察、認識自己身體的機會，一個讓大家更了解女性的劇本，一齣為陰道平反的話劇，落在一群有心人手裏，讓我們看多了一點、知多了一點、想多了一點」，高呼VV不再勿語。亦有人認為該劇未能帶出原著意思（見說不出口的陰道叫 V V），批評ＶＶ的叫法，是對陰道的再隱藏，充滿去政治化、商業化、明星化及娛樂化的味道。

說不出口的陰道叫 V V的作者Lina對劇作的批評，筆者並沒有太大反對（當然這可能與筆者並非女性，對正名及原劇作政治能動性充滿距離感所致）。不過，筆者認為「ＶＶ勿語」的商業化及普及化，正好是香港性的體現。從入座率來看，商業化及普及化是成功的（據說有近九千人次欣賞），當然這種普及化亦導致當天在劇場內，當羅乃新的鋼琴播出動聽的琴聲，讓人思考及沈澱之際，台下慣性的掌聲卻以形式打斷了思緒，亦提醒我們身處在香港的時空；縱使劇場的設計、燈光的效果都努力地作出與現實時空的阻隔，擾人的掌聲及電話鈴聲，使得這些努力變得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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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這篇文章自去年末已經蘊釀，但一因事忙，已致久久未能成文，惟今之策，唯有分段推出，希望不用拖至農曆年才完成吧。

其次則是反覆轉眼又到一年之末，一眾傳媒分別推出不同的特輯，分別冠以「十大」、「大事」之名，以回顧過去一年所發生的一點一滴。當然，一旦有選擇，便會有傾斜；有十大，自然代表示十一、十二等均名落孫山。其實，在政經時事以外，也有些既時政經事務，亦有遊走於社會關注的邊緣事件，作為以記載香港文化印象為目標的blog，筆者姑且記下零六年的一些文化印象。

網絡空間

巴士阿叔、YOUTUBE
巴士阿叔威力無窮，劇情曲折，一鳴驚人，應屬香港人零六年的集體回憶。先一句「你有壓力，我有壓力」，後一句「未解決、未解決」，成為港人口頭禪，不論何時何地，只要口令一出，便勝過萬語千言；紅了陳乙東，更紅了Youtube。

阿叔短片一出，網絡迅即作出回應，或有將其影象肆意複製、改編；或有大書特書，借題發揮，將片段內容、“阿叔現象”、港人反應從社會心理、社會學、倫理學多角度，對片段進行週而復始、鉅細無遺的解剖；亦有「網絡大好友」籍此高呼網絡促進分享、鼓勵創作。一場網絡真人騷，為香港一眾市民、網民，提供了無限的討論及想像空間。十多年前，黎智英名句：「不扮高深，只求傳真」， 到了今天「傳真」仍是重點，引人注目；「高深」重現，不過已分精英專家的專利，而是籍著網絡進入了尋常百姓家。不過，「高深」有多高有多深；是眾聲喧嘩，論述的民主化，還是新的消費型態，實有待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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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星碼頭（一）—集體回憶的虛幻到真實

天星回憶有多集體？
近來，大家都說天星、都講集體回憶。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忽爾化身為香港歷史象徵，香港人生活、香港的故事像全都濃縮在這兩座「四平八穩」的盒子型建築物之內。

但坦白說，雖然天星碼頭曾是筆者小學時期，每星期到大會堂圖書館必經之路；亦曾在天星碼頭中參與過絕食行動，但筆者對上述的地方並沒有存在太深厚的感情。若說到集體回憶，筆者的回憶應該屬於黃大仙上邨（早已變成騰龍墟）、九龍塘牛津道（母校亦已遷離了原址）、虎豹別墅（深刻又鮮明的雕塑，以頗為暴力的手法令筆者明善惡）、馬料水碼頭（郊外遠遊的啟程點）、香港大學。

事實上，天星碼頭雖有五十年歷史，但它盛載了多少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呢？

從集體運輸的歷史來看，天星碼頭建立於一九五六年，成為了貫通港九兩地的運輸樞紐，但此情況只維持不足二十年，因為一九七三年紅磡隧道完工，及至一九七九年地鐵九龍段竣工（八零年開通至中環），天星碼頭已非香港人的唯一的交通工具。換句話說，天星碼頭在運輸意義上的重要性，實際只有約二十年歷史，由此而衍生，筆者對於天星碼頭被拆毀前，究竟代表了多少香港人的集體感情實在存疑。

亦有論者提及，天星碼頭是香港意識的搖藍。無可置疑，天星碼頭由蘇守忠抗議小輪加價開始，便經常成為集會、示威的地方（包括往後八十年代民間監察公共交通聯席、爭取八八直選、抗議大亞灣核電廠興建等）。但筆者亦記得，小時候聽到成年人以暴動，來定性抗議加價以致繼後的社會運動，而八十年代一系列集會及示威，參與人數並不算多，而且亦有其他地點是有相近功能（如遮打花園、高山劇場、維園等，另一個示威熱點──前新華社亦已從歷史中消失了）。

或許，在天星碼頭留下記憶的，是蘇守忠、是劉千石、是在天星碼頭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布船長（見蘋果日報　流 水 依 舊 　 旅 情 全 非）。

香港生活土壤，讓回憶個體化
這樣說來，天星所代表的集體回憶，確有幾分虛幻。這種虛幻，是源於以下幾點：
一． 畢竟，在過往去本土化的管治理念下，殖民政府一直未有花很多心思在認同感的建立上。雖云政府標榜維港景色，及東方之珠之美，但這些只是「蘇絲黃」的物化象徵──是向外國遊客（現在則是自由行）賣弄風情多於一切。故此，天星碼頭的最大象徵，是人力車及人力車伕（蘇絲黃男性版）。而回歸後，我們遭遇的是再殖民過程，天星亦不值一提（皇后碼頭更甚），取而代以的，是現代化的會展及金紫荊廣場。
二． 天星碼頭座落於中環，但在香港的發展過程中，中環所主導的是龍應台所說的中環價值；是一種以發展及經濟為重心的路線。因此，在小時候的教科書中，筆者認識的中環，是康樂大廈、是置地廣場、是匯豐銀行；現在的中環，是交易廣場、是國金一、二期，天星、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很多時都是缺席的。縱使有非經濟性的建築物，如立法會亦是座落在中環之內，但我們對它的集體回憶，亦乏善足陳，我們更不曾記得它曾經是高等法院。
三． 香港市民的生活型態，從來都是私人消費型態，我們很少有公共生活。公共空間對我們來說，是既遙遠又陌生的名詞。因此，天星以致中環一帶，在工作天是屬於疏導返放工人潮的空間，是連接一眾集體運輸工具的踏腳石；假日時，這些地方就是屬於外籍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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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政府進行了第二次自訂車牌拍賣，其中蘋果日報報導了一宗花邊新聞。新聞大要是一間公司代理了一隻名為「ZESTRA」（中譯適趣液）的「女性偉哥」藥物，而該公司欲以該牌子名稱申請自訂車牌，惟最後遭運輸署以向審批委員會及向相關部門徵詢後，以「可能令人反感，或帶有品味低俗或不雅含義」為理由而拒絕了。此事確實可勘可玩味。

究竟，是甚麼令人感到低俗？是有關品牌屬於女性用品？還是產品令人聯想起「女生性高潮」？又或是有些甚麼令人反感呢？──是對女性性高潮反感，還是對使用藥物引起性高潮感到反感？又抑或是內容不雅—是否「性」含有不雅含義？又有甚麼人或「相關部門」會感到「反感，或帶有品味低俗或不雅含義」？走筆至此，筆者希望有人在下次自訂車牌申請中，嘗試以「偉哥」，看看效果如何？

如第一次拍賣一樣，競爭較激烈的車牌大致分為兩類：一類為「吉祥語」，如上次之「CCUE」（以４６萬成交），另一類則為「品牌類」，如「FERRAR1」（仿法拉利稱謂，以７０萬成交）、「HSBC」（１５萬）。看起來，外國月光在香港人心目中還是較為圓的。近幾年，香港股票市場興起「中國概念」，未知何時有人會以「PRC」（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LENOVO」（聯想）、「HA1ER」（仿HAIER，海爾）為自訂車牌呢？

車牌可以自訂，而且被拍賣，可能正好是韋伯倫（Thorstein Veblen）所言的「炫燿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韋伯倫認為，消費品的價值，並非建立於其使用價值，而是其符號價值，而符號價值的其中基礎，便是能否值著購買產品本身，突顯了買主的身份：「我買得起，你買不起」。而且，政府還為今次消費輔以新的意義：慈善。因為政府會將拍賣車牌收入，撥作扶貧基金，因此，消費不單代表你買得起，還代表你做了善事。筆者不知是否只有香港，能將兩種南轅北轍的現象（高價訂車牌及生活低水平），融合得混然天成，但肯定可以從中一窺香港政府的「融和社會」藍圖。

既然香港政府正為如何增加庫房收入而發愁，而開徵銷售稅又引起市民及政黨反對，筆者在此建議政府可以將這種消費模式發揚光大，可以自訂身份証號碼、自訂電話號碼、自訂地址、甚至自訂姓名，定能稍稍減低政府財政壓力。

延伸閱讀
韋伯倫效應：佛要金裝、人要衣裝才好賣

在九巴的Roadshow節目中，看到一個名為「國旗飄飄」的節目，是Roadshow與國情教育中心聯手製作的國慶特備節目。當然，節目中所指的國旗──五星旗，乃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而筆者相信內裏有關國旗的歷史，不離是「大一統中國」、「中國正自強不息」、「國家正走向興盛」等論述。事實上，當筆者耳際聽著螢幕上一位嘉賓正強調中國在多方面取得驕人的成就同時，腦裏卻想起身繫囹圄的程翔、念及過去數年因人為而造成的各類工業及天災意外的受害者；因強徵收地而怒吼的小百姓、嘆息於近期陳良宇下台所呈現的官場鬥爭的循環，實在有點不是味兒。

事實上，筆者對國旗的認知，都只是大學時代才開如。還記得小時候，所謂國慶固之然是不著邊際的事，唯有看到在馬路上或屋村住戶掛起了一面面的旗幟，以得知國慶將至。那時候覺得最有趣的是，在一條馬路中央，可能插滿一面面五星旗，但在不遠的木屋區上，卻會看見一面面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確，在筆者小時候（七、八十年代），香港的青天白日旗與五星旗是互相映照，但又卻是壁疊分明的。筆者甚至在更少的時候，會較認同青天白日旗是中國國旗。現在回想，可能一方面是母親的從少教誨，另一方面從電視媒界中，看到打倒清兵、結束胡虜統治（這是中小學教科書及故事書的共通論調）；抵抗西方列強，建立共和中國的英雄，很多時都是手持青天白日旗為主。

看著電視；想著往事，筆者不禁忽發奇想，嘗試整理一下中國國旗的演變，說一說「國旗飄飄」可能不會說的邊緣歷史。

根據維基資料所得，中國第一面國旗原來是自鴉片戰爭後，中國大臣希望在與列強談判及會面時，為保存天朝威嚴而頒製的，而那時的國旗是一條藍色的龍在黃錦布上戲珠的面貎，名為黃龍旗。及後黃龍旗因應大清國勢，多番出現廢除及復頒的命運。

至辛亥革命後，原來中華民國第一支國旗並非青天白日旗，而是以紅、黃、藍、黑、白五色由上而下並列的五色旗為第一面國旗。及後，在國民黨北伐成功後，便廢除了這支代表著北洋軍伐的旗，而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便正式成為了國旗。

至於現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想信大家很容易便會找到有關資料，筆者在此下不贅了。

後記：忽然想起，中國國旗的變遷與中國的歷史變化有著莫大的關係。然則，國旗內五個階級和平共處，與國歌中強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要不斷抗爭，是否預示了日後不斷精神分裂及鬥爭的歷史？！

延伸閱讀：

有關國旗的資料，可參考：
維基網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網

另外，庫斯克的床對由國旗衍生的通識思考，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方向，值得一看。

「巴士阿叔」威力確是驚人，自筆者寫了上篇「由巴士阿叔說起(一)—香港創作精神的體現?! 」後，這幾天網頁的點擊率較過往流量增加了三至四倍（當然這亦因筆者之blog瀏覽基數較低之緣故）。觀乎這數天的瀏覽分析（來自Google Analytics），到訪本站的人流中，有超過一半乃是透過Yahoo或Google搜尋器，尋找「巴士阿叔」及「Youtube」相關而進入本blog。
這數天的點擊率，或可歸因於電子傳媒及壹集團的推波助瀾。其中，壹集團先在蘋果日報連續兩天報導有關報導（包括youtube資料及被罵之年青人），然後在緊接出版的壹週刊中，更以封面專題，報導「巴士阿叔」的專訪，「揭開其神秘面紗」。接著還在後一天的蘋果日報中，以頭版報導其有關身世及新聞。（不知是否有預謀的宣傳策略，但已肯定是一個很好的媒體宣傳教材）。

回說這段短片，固然筆者仍堅持自己之觀點：由其衍生的相關產品，與其說是創作，倒不如說是拼湊的一種。詹明信在提出拼湊取代戲仿的後現代美學後，緊接提出後現代社會一個最重要特徵，就是主體的死亡、風格的消逝。詹明信有其文章中所關心的，是一種美學的消失，是「現代主義美學以某種方式與獨特的自我和私人身份、獨特的人格和個性的概念有機地聯繫在一起，這些概念被期待産生出它自身對世界的獨特看法，並鑄就它自身獨特的、毫無雷同之處的風格」的死亡。由「巴士阿叔」片段所衍生的一連串產品，正好是一些範例。

但這並不是全部。從壹傳媒集團的報導中，筆者看到傳媒另一種手法代替了拼湊，這就是「失見」（disapperance）。 (more…)

這兩星期，人人在說「巴士阿叔」，又稱「X尚義聲線高壓呀叔搭巴士途中問候後生仔」事件。其廣泛流傳之程度，除了在其於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20dhY01Xjk）的短片自4月29日在網上「公映」後，便有1,740,182點擊率外(至5月26日)；亦可見於一連串在網上出現的海報及不同版本（包括MTV版、多國語言字幕等──可參見小四blog的介紹）。而這幾天，新聞媒體亦參上一腳，明報、蘋果日報、無線及有線新聞亦相繼報導。

影評人何故在蘋果日報發表「「巴士判官」的啟示」一文，他的重點是籍著巴士判官所引發的一連串變奏，點出「香港創意工業在網絡上的發展機會竟是如此龐大！」，歌頌網絡所帶來的創意及發展機遇。同樣地，無線新聞（28/5）亦有說著相同的故事，從巴士判官引申至YOUTUBE的創立，借助網站創辦人的訪問片段，帶出網民喜歡透過互聯網創作及分享不同生片段。

無疑，由巴士判官一段短片出發，引發一連串變奏，一眾網上子民以不同的形式，參與短片及海報的挪用、改造，確令大家不可輕視網絡的效力。但筆者認為若此就歸結為港人創造力的表現，歌頌網絡對創意的貢獻，實有點言過其實。無可否認，隨著科技的進步，令到一眾網友擺脫以往作為觀眾的角色，進一步變成創作者，參與了短片的改造及再創造──乘客一瞬間變成導演、網友以不同形式參與設計當中橋段；網絡的迅速發展，其匿名性、結連性、跨時間特性、及虛擬社區的特性，確是令「巴士判官」一夜成名的大前提。然而，觀乎一眾網友對「巴士判官」片段的改造，主要是加字幕、配上音樂變成MTV、加上海報──將海報換上林尚義樣貎、或是自行創作對白，與其說是創作，倒不如說是一種拼貼／拼湊（past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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