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星碼頭(一)—集體回憶的虛幻到真實

天星碼頭(一)—集體回憶的虛幻到真實

天星回憶有多集體?
近來,大家都說天星、都講集體回憶。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忽爾化身為香港歷史象徵,香港人生活、香港的故事像全都濃縮在這兩座「四平八穩」的盒子型建築物之內。

但坦白說,雖然天星碼頭曾是筆者小學時期,每星期到大會堂圖書館必經之路;亦曾在天星碼頭中參與過絕食行動,但筆者對上述的地方並沒有存在太深厚的感情。若說到集體回憶,筆者的回憶應該屬於黃大仙上邨(早已變成騰龍墟)、九龍塘牛津道(母校亦已遷離了原址)、虎豹別墅(深刻又鮮明的雕塑,以頗為暴力的手法令筆者明善惡)、馬料水碼頭(郊外遠遊的啟程點)、香港大學。

事實上,天星碼頭雖有五十年歷史,但它盛載了多少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呢?

從集體運輸的歷史來看,天星碼頭建立於一九五六年,成為了貫通港九兩地的運輸樞紐,但此情況只維持不足二十年,因為一九七三年紅磡隧道完工,及至一九七九年地鐵九龍段竣工(八零年開通至中環),天星碼頭已非香港人的唯一的交通工具。換句話說,天星碼頭在運輸意義上的重要性,實際只有約二十年歷史,由此而衍生,筆者對於天星碼頭被拆毀前,究竟代表了多少香港人的集體感情實在存疑。

亦有論者提及,天星碼頭是香港意識的搖藍。無可置疑,天星碼頭由蘇守忠抗議小輪加價開始,便經常成為集會、示威的地方(包括往後八十年代民間監察公共交通聯席、爭取八八直選、抗議大亞灣核電廠興建等)。但筆者亦記得,小時候聽到成年人以暴動,來定性抗議加價以致繼後的社會運動,而八十年代一系列集會及示威,參與人數並不算多,而且亦有其他地點是有相近功能(如遮打花園、高山劇場、維園等,另一個示威熱點──前新華社亦已從歷史中消失了)。

或許,在天星碼頭留下記憶的,是蘇守忠、是劉千石、是在天星碼頭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布船長(見蘋果日報 流 水 依 舊   旅 情 全 非)。

香港生活土壤,讓回憶個體化
這樣說來,天星所代表的集體回憶,確有幾分虛幻。這種虛幻,是源於以下幾點:
一. 畢竟,在過往去本土化的管治理念下,殖民政府一直未有花很多心思在認同感的建立上。雖云政府標榜維港景色,及東方之珠之美,但這些只是「蘇絲黃」的物化象徵──是向外國遊客(現在則是自由行)賣弄風情多於一切。故此,天星碼頭的最大象徵,是人力車及人力車伕(蘇絲黃男性版)。而回歸後,我們遭遇的是再殖民過程,天星亦不值一提(皇后碼頭更甚),取而代以的,是現代化的會展及金紫荊廣場。
二. 天星碼頭座落於中環,但在香港的發展過程中,中環所主導的是龍應台所說的中環價值;是一種以發展及經濟為重心的路線。因此,在小時候的教科書中,筆者認識的中環,是康樂大廈、是置地廣場、是匯豐銀行;現在的中環,是交易廣場、是國金一、二期,天星、皇后碼頭、愛丁堡廣場很多時都是缺席的。縱使有非經濟性的建築物,如立法會亦是座落在中環之內,但我們對它的集體回憶,亦乏善足陳,我們更不曾記得它曾經是高等法院。
三. 香港市民的生活型態,從來都是私人消費型態,我們很少有公共生活。公共空間對我們來說,是既遙遠又陌生的名詞。因此,天星以致中環一帶,在工作天是屬於疏導返放工人潮的空間,是連接一眾集體運輸工具的踏腳石;假日時,這些地方就是屬於外籍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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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星碼頭告別—外一章

從新聞上,看到天星碼頭的「關燈」儀式,象徵香港天星碼頭及鐘樓正式落幕。新聞片段中,看到很多不同年紀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藉最後一天,到天星碼頭,憑弔及懷念一番。瀏覽網上新聞,不少新聞報導、市民及團體,都對盛載了集體回憶的建築物將被拆卸已感到惋惜。這些集體回憶,是「婦人憶起昔日拍拖時光,惟身邊人已不在;有人在船上目睹跳海事件,至今難忘」(東方日報 10月29日),是「它代表了我生命中一段美好的時光,雖然只是短短的十多分鐘的船程,但坐在我最喜愛的位子上,坐在我最喜愛的人身邊,看著維港兩岸的璀璨景致」(網誌:我的流金歲月),是「喜歡坐下層的原因,還因為可以近距離觀看那些經驗老到的碼頭員工在小輪泊岸時拉纜,一抛一索一拉一綑,看著粗粗的大麻繩從鬆軟至被完全拉緊繫在碼頭之上,過程很有趣」(網誌:Be Green)。

天星碼頭告別了,對五十年歷史的建築物依依不捨,是覺今非而昨是,”Those were the days”;還是市民對政府保存不力的反彈;抑或是四五十歲的成年掌握了社會論述權的再現?筆者不太知道。但肯定是

回憶總是甜美的,那怕是個人還是集體,不過集體回憶總存有很多失見。對於天星碼頭的故事,不知大家還是否記得這一段:

4月4日上午,27歲的青年蘇守忠(後來出家,法號曜樂法師)身穿寫上「支持葉錫恩」、「絕食」、「反對加價」的外衣,到中環天星碼頭站立,進行絕食抗議,引來途人圍觀。4月5日下午,警察以阻礙通道(阻街)罪名,拘捕蘇守忠。當日晚上,約1000人聚集在尖沙咀,沿彌敦道遊行,支持蘇守忠及反對加價。4月6日,蘇守忠在西區裁判處受審,香港及九龍出現零星示威。入夜後開始有人在彌敦道向巴士擲石及放火。晚上8時,約300人向油麻地警署擲石及玻璃瓶。防暴警察加以驅散;但人群在彌敦道再度聚集,電影院散場後人數更倍增。暴徒在各處放火,並且搶劫商店,攻擊消防局及公共設施;警察更成為襲擊焦點。防暴警察以催淚彈、木彈及實彈鎮壓,當晚發射催淚彈772枚、木彈62枚、實彈62發。駐港英軍亦加入協助,步兵配上刺刀上陣。400人於當晚被捕。港督戴麟趾於凌晨宣佈宵禁。」

(更多內容,請看維基

補充:雖然並非線性的因果關係,亦是這次”暴動”,促進了香港青少年服務的發展,加速了麥理浩時代的改革,(又不知與紅隧的興建是否拉上了關係呢?)

陳馮富珍當選—香港邊緣價值的啟迪(一)

陳馮富珍由一個地方小官員,一登龍門變成了世界衛生組織之首,政場變幻本來如此。陳是次當選世衛總幹事,是香港邊緣價值的一次呈現。此話何解?當然,陳馮富珍是次能順利當選,實有「時勢造英雄」的意味(是否英雄則要視乎她任職後的表現)。時者,是她適值於SARS肆虐香港期間為衛生署署長,令她可以標榜其處理大型疫症的經驗(能力則一直受人非議);時者亦是邀請她加入世衛組織的前總幹事,在她擔任助理總幹事後突然辭世,令其職位出現空缺。

勢者,一則如沈祖堯接受電視訪問所言,近數年頻密出現的流行性傳染病(如禽流感)大多發生在亞洲地區,陳的亞洲身份讓人相信她較熟悉亞洲情況(其最後一輪競爭對手是來自南美洲的墨西哥),勢者之二則為她的宗主國是擁有全球四份之一人口,亦是亞洲區內舉足輕重的中國,亦同時是充滿爆發大型傳染病危機的國家,故陳之所以能當選,或許是執委中有代表希望她能影響中國政府在通報機制上更開放,危機管理更民主、開明及嚴謹所致。勢者之三,當然是中國一直透過積極援助第三世界國家以提高其國際地位及影響力,而中國在今次世衛總幹事選舉中全力支持陳馮富珍,亦是一次收割的時機.

其實,陳馮富珍之當選,可說與香港邊緣價值有很大關係。 (more…)

「巴士殺途人」──全知窺視(omniscience gaze)的形塑

前幾天寫了「巴士殺途人」一文後,留下了一個問題:「可以如何理解這種新聞的存在?」其實,這種新聞報導方式,並非新事物,筆者還記得數年前在蘋果日報看到一段關於自殺的新聞,新聞本身並沒有甚麼特別(筆者寫完這句後,驚覺我們何時變得對人的死亡如斯麻木?),但該新聞旁輔以一段圖片,圖片是一幀由該女子自殺起跳至墮地一刻的組圖,記錄了一條生命「出生」至「入死」的過程。其實,類似的圖片在香港其他暢銷報紙亦屢見不鮮。甚至筆者還記得七十年代電影院曾播放一些類似死亡實錄的電影。

當然,今次與那些連環圖片略有不同。不同地方包括了以影像代替圖片、影像放置在網上而沒有任何文字說明(某程度,影像獨立於文字新聞,但又因為它放在報紙官方網站中,又變成新聞報導的一部份)。

對於這種新聞手法一直以來,偶有論者月旦此為新聞娛樂化的傾向。所謂新聞娛樂化,泛指以著重戲劇性情節、人物素描及故事、花邊新聞等的報導方式,過往較典型的例子如:九鐵逼宮事件、巴士阿叔報導系列(可參見筆者由巴士阿叔說起(二)──事件意義的消失一文)等。但這段「巴士殺途人」短片與娛樂化實在難以拉上關係。故然,這種「死亡見証」式的影帶,確帶來一定的震撼,但娛樂這個詞語與歡樂有關,而死亡真相與歡樂實在難以扯上任何關係。

較為接近的說法,應該是Douglas Kellner的媒體奇觀論(media spectacle)。 (more…)

「九巴殺途人」短片,仿如劊子手週而復始的行刑

寫在之前:今天筆者發覺有很多人透過yahoo或google進入本版,他們很多都是以”九巴殺途人””閉路電視”等字眼搜尋,然後結連至本頁.如果你亦是這樣進來的,對不起,你不會在本網中找到該片段的hyperlink,因為筆者不想對那位不幸的途人重覆地施以酷刑。 (修訂於10月21日)

本文
今天(19/10)在網上,看到星島日報及頭條日報網頁一段名為「九巴殺途人──閉路電視片段」的短片。這段片段想當然是前天(17/10)窩打老道九巴車禍時,其中一戶商鋪閉路電視所拍攝的影片。

整段片段只有約一分鐘,而事發的時段則只是電光火石之間。透過閉路電視的鏡頭,我們可以看到在商鋪外一個模糊的路人身影,轉瞬間便被疑似巴士的物體,撞飛開去。相信那位不幸路人,便是在該意外中葬身之速遞員。

看完這段片段,筆者感到異常不安,就仿似親自見証了一個被命運宣判死刑的無辜者,被執行死刑過程一樣。一個人遭逢橫禍的來臨,往往只是一瞬即逝,縱使現代攝影技術將災難現場化為照片,但那只是被聚焦的一刻。攝影技術將時間靜止的同時,亦拉闊了我們與受難者的距離。但今天,藉著科技──閉路電視、互聯網、新聞媒體──聯手的「助紂為虐」,每次當片段重播,便是受難者經歷由生到死的一次循環;每一條引用該片段的超結連,便是受難者的永劫回歸(eternal return),旁觀者一次又一次參與了受難者的受刑過程。對於旁觀這過程的筆者,只能以『無以狀名』來形容當中的痛苦。新聞報導何堪如斯沈重?

筆者看完這段片段後,不禁想到我們的新聞傳媒,為甚麼要將這段片段放在網上呢?若以新聞是報導事實為基礎,則這種「死亡真相獵奇」實在叫人沈重得透不過氣。若名之以新聞娛樂化,筆者相信並沒有太多人會從別人死亡中,得到樂趣。那我們又可以如何理解這種強調第一手現場影像的報導呢?

羅范椒芬言論反映的現代性

近日香港一連兩宗的老師自殺案,確令人心寒。更令人心寒的是,當大家眾口一詞地聯想有關之自殺是與政府一連串朝令夕改的教育改革,帶來老師莫大的壓力有關時。貴為統領香港教育高官的教統局秘書長,竟然會衝口而出地說:「若教師有壓力,又豈止該兩名教師。」

不知要惱羅范椒芬的冷血,還是多謝她的直率。羅的言論讓我們看到的,便是現代官僚制度與唯科學精神下的必然產物;是韋伯(Max Weber)所言的「理性化的鐵籠」(iron cage of rationality)。韋伯所說的鐵籠,是指在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主宰下,人們單以追求效益,效率及功能的合理性作為指標,建立了一系列的理性化及官僚化的制度,而忽略了人的價值,人最終需服膺於制度運作之下。范氏的言論,讓我們看到工具理性的威力,已超越了韋伯時代的觀察,理性化的結果不單在於制度的建立,亦是意識形態的滲透。

為何有此結論?首先,羅范椒芬所發表這段言論,並非個人感受,而是作為官僚制度下的一個代表,她的發言向我們展示了官僚制度處理問題的方式。作為制度的一份子,當遇到制度失衡或缺憾所帶來的社會結果時,首先要懷疑的並不是制度本身,而是制度下的個體。羅范椒芬指老師可能會有其他的問題,然後呼籲老師應該學會減壓,或找朋友傾訴,便反映了她企圖將有關之問題個人化,將之歸究於老師不善處理壓力或是本身精神有問題(羅太,請你想想將問題歸究個人,對逝者家人會造成甚麼傷害,因你的說話亦同時意味了他們對逝者的支援不足)。任何問題,只是個人能否適應制度的問題,而非制度是否適應人。雖然范氏已在稍後時間道歉,並謂是用遲不當,但她仍堅持不可因此而否定教改,筆者認為同樣是肯定制度,否定個人的說法。
事實上,范氏已不止一次有此論調,在早前的中大畢業禮上,她亦曾指老師有壓力是正常,壓力是推動改變、推動進步的源頭。她這番說話的潛台詞是不能適應壓力的人,只是社會的不良品;同時亦將壓力、持續進步這種精神奉為金科玉律。這正是官僚制度奉行工具理性的一個活生生例証──壓力與進步是雙生兒而且是社會必須品,但從沒有質疑為何人要面對持續的壓力?進步為何只有一個方向?

其次,羅范椒芬指若教改若真會引起教師自殺,便應不止於兩個。報紙指范氏此言十分冷血,筆者想指出,現代理性便是如此次冷血。范氏言論背後的邏輯是如何証明兩者自殺會否是例外?如何証明是與教改有關?同樣地,假使真的有人留下遺書,控訴教改,官員亦可以『此乃個別例子,尚未有充份理據証明與教改有關』作為開脫。事實上,1月10日明報亦訪問了港大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他表示香港教師的自殺率不高,不應將有關情況與教改混為一談。怎樣的自殺率才算高呢?是否必須要經過科學研究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呢?科學理性凡事講求實証的背後,往往將一些社會制度的缺憾,以數據及研究的方式隱藏起來。當我們一條一條的生命要化為一個個冰冷數字,將一個個面對壓力的老師化為壓力指數,又有甚麼意思?!

附帶一提,雖然報章多以批判的態度來處理羅范椒芬的言論,但筆者以為報章將她的言論歸究於她的道德操守、她個人的冷血無情,而忽略了她背後所反映的理性化邏輯;無視於她反映制度的無情,又會否只是殊途同歸呢?

是灣仔「淪陷」?還是報章淪落!──報章如何製造「暴亂」

買了一份今天(18/12)的明報,一份在報頭標榜「公信第一」的知識份子報章,頭版一幅佔了半版篇幅的相片,相內呈現黑夜的灣仔,一片火光紅紅,有東西在燃燒著,斗密的人群加上更為密集的香港警察,相片旁邊以大字「灣仔淪陷」作為標題,這就是明報的頭版,不禁令人搖頭。

當我們手執明報,企圖了解昨天的示威時,會得到甚麼印象呢?明報在副標題中,在首段寫道「香港昨日經歷了1967年暴動以來最嚴重的騷動,連日來表現和平的反世貿示威者,在今日會議閉募前夕突然發難,昨天兵分多路衝越多條封鎖線,與警方爆發近距離的肉博戰,猝不及防的警隊節節敗退,灣仔區一度「淪陷」為示威者的天下。」

為甚麼要以67暴動作為參考視點呢?相比起67年持續多月的行動,昨天由正式衝突到警方清場只有不足十二小時,若以警方以大量人手佈防而示威者靜坐於告士打道為止,則只有五個多小時,實在難以比較。

明報報導示威者只有約一千人,試問一千人又如何可「淪陷」灣仔?還是二千多名警察「淪陷」灣仔呢?是千多名示威者堵塞了交通?還是警方將千多名示威者圍困於告士打道而堵塞了交通?

倘若上文之副題這樣寫道:「香港昨天經歷了最長的警民對恃示威,經歷連日示威的反世貿示威者,在今日會議閉前夕,示威者為阻止世貿會議達生剥奪他們生計的協議,昨天兵分多路企圖突破警方設置的障礙,與警方發生衝突,灣仔區部份地區成為警方最後圍堵示威者的禁區,警方並將整個灣仔區封鎖」,我們會有甚麼樣印象?

而在內文中,明報繼續以不同方式描繪了這場「騷亂行動」。在第頭版首頁,記者以鬼域形容灣仔一帶,而在第二版,一張清晰的照片,焦點對準一群手持木方的示威者,指向警察,並在文內輔以小標題:「竹枝木棍長矛陣、拍打警頭盔」為題,內文指警方「力抗來犯,力保不失」。

為何只描述示威者以竹枝木棍作武器?而不詳說警方以甚麼來「力抗來犯」?若示威者是暴民,為何只是拍打頭盔?在有線新聞所見,當警員數量與示威者人數相若,或比示威者人數少時,他們會停下來,以手勢告誡警方後退;同時,電視亦見有警員以警棍揮打示威者,但為何卻沒有報導?(不是沒有報導,而是放了在A6版,而其標題是「三路猛攻怒推警車」,其語言是警方為了保護不被推倒才動用警棍?)事實上可以想像警方單靠胡椒噴霧如何可「力保不失」?明報明顯地將警方所用的武力視為正常動作而在報導中隱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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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發奇想–關於一二四大遊行

近日,報章上關於香港政制的討論,已非路線圖或時間表之問題,而是一二四會有多少人遊行。大學調查關於對政府方案的支持度,最終以估計會有多少人上街作為標題;胡應湘的言論發出後,有論者會呼籲更多人去上街,用人數來証明香港人不是暴民;何鴻燊更不愧是是賭王,一開口已是一個盤口--五萬人,大家又會理所當然地視為一個基數。既然如此熱鬧,筆者建議馬會不妨開一個賭盤,並於一二四當日在跑馬地開放觀眾席,及於各大投注站現場直播,趁墟一番。賭盤如下:
一. 大遊行的集會人數(以大會於宣佈集會結束之時間為準--因為大會亦有人數可加可減機制)
二. 警察公佈遊行人數與大會人數之比例(警察公佈的數字必然與大會數字不同,這並不出奇,但差額會有多少,值得估估)
三. 龍頭由起步點到終點需要花多少時間?
四. 曾梓憲、徐四民等會在遊行前、或遊行後多少日,會忍唔住出聲批評遊行是擾亂繁榮安定?
五. 承接上題;誰是第一個出聲?曾梓憲?徐四民?還有其他?
六. 立法會投票時,比數是多少?有多少人棄權?多少人隱形不出席?
七. 遊行時大會口號會有多少個字?
八. 遊行出發時,華叔會先踏出左腳,還是右腳?

各位看到此文,歡迎提供新的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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