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說「香港故事很難說」！

也斯說：「每次說香港的故事，結果總變成關於別的地方的故事：每次說別的地方的故事，結果又總變成香港的故事….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他站在甚麼位置說話」，他叫大家繼續試說故事，用故事說出我們此時此地的感受。李照興繼承了這份情懷，在『愛恨香港的101個理由』中，編輯了一零一篇對香港喜惡的文章，強調眾聲喧嘩。但筆者時常想，喧嘩過後又如何呢？剩下些甚麼呢？香港故事是否只可喧嘩才可繼續下去呢？

呂大樂說：「事實上，近年不少人嘗試為香港社會發展的歷做總結，所做的很大程度上只是對所謂「香港精神」不同方面的描述；至於完整的整理….仍然欠奉」，他提出這問題是正值九七回歸，所以他關心的是殖民地成功故事並不代表香港故事，而是「香港人追尋並參與建立一個較理想的社會環境的過程…..現在我們所需的，是一種嶄新的視野──一種從香港人的角度和生活經驗來理解香港發展經驗的視野」，所以他寫下「唔該，埋單」，亦寫了「無關痛癢的一九七四」。

呂大樂的提議，在九七後得到正面回應，至零三年沙士及七一遊行後，有越來越多的書籍出版，說它們的香港故事。有些是集中於政情的香港故事、有些是標榜廿歳尾卅歳頭的新生代故事、亦有些過往未曾出現，屬於香港低下層的一人一故事。

不過有時候，書看多了會不期然有種重重覆覆的感覺，特別當香港故事與香港可以往何處去一起說時，中國因素、香港教育素質、人民素質、政府施政效率、官僚制度的僵化等，很多時候都會在文章中見到。而香港的未來發展，必不離全球化的（經濟）定位、中國經濟圈內定位等考慮，總是少了點甚麼似的。

看畢龍應台的新書，筆者就發覺原來有時候（當然並非全部）就是缺少了人文關懷的胸襟、筆觸及視野。龍應台這本新書，或許能為我們如何寫香港故事作出一些啟迪；原來，我們不單要說香港故事，她還告訴我們可以如何用人文關懷的方式令香港故事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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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作文堂其中一個熱題目就是：「我的志願」，不知道大家會以甚麼職業作為你的志願，筆者就曾經想過將作家作為自己的職業。那時候（高小至初中年代），先後讀過外國經典的翻譯（多數標榜為諾貝爾文學得主作品）、報紙上岑逸飛、三蘇、蔡瀾等人的專欄，確曾希望長大後能成為一位作家，最好能寫一兩本傳世巨著。

但長大後，發覺香港作家的路並不好走，加上自己疏於寫作，亦自覺缺乏寫作的天份，便放棄了如斯想法。今天在蘋果讀到梁文道寫董啟章，更覺香港作家路難走。原來，香港已很小出版社會出版長篇小說；原來，賣出五千本己算是暢銷（筆者想這應是港台兩地合算了）；原來，近百元一本的小說，作者每本只有十元的版稅（與部份專欄作家一字千金實在相差甚遠）。

下一次，倘若有孩子跟我說，他／她的志願是做一位作家（雖然這應該很少機會出現）時，我應該如何回答呢？？？

梁文道全文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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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筆者第一次讀董啟章的小說，董啟章說故事的能力，確有吸引人之處，起碼筆者便一口氣在工作之餘，將全部小說讀完（近年除了推理小說外，已沒有很多書能有此吸引力）。書是看完後，但要如何總結這次體驗呢？

「天工開物　栩栩如真」是一部對香港發展史的個人感想記錄，但那並非作者的個人感想史。董啟章並非以第一人稱來寫作該書，而是化身成一位作者；一位會在「想像的文字工場」裏與他創造的栩栩對話的作者。因此，他所在的地方理所當然地不是香港，而是另一個城市──V城。或許，V城是如作者所說般，是所有的可能世界的其中一個世界。由其爺爺正直人董富及嫲嫲扭曲人龍金玉開始，到至其子董銑（書中主角之父）及其妻何亞芝，再到書中的作者，他們所經歷的，亦是與香港人所經歷的，實在有很多相似，有很呼喚著我們的感覺。例如，作者說到居城權事件，說出我們當時的心聲：「而我，就像所有自稱V城人的安居者，在電視機前看著這些將要被拆散的家庭而無動於衷。而視為我們構造出安全的距離，他們在那邊而我們在這邊。我們早已忘記了，在十幾年前，在那場北方的變動裡，V城人是如何地通過電視新聞直播而流淚，憤怒，傷痛。可是今天我們卻理直氣壯地說，他們是外來者，是來掠奪我們幾十年來勞力的成果的寄生蟲」（頁176）。或許，作者在V城世界所經歷的，並不是董啟章的可能世界，而是居住在香港的我們的眾多可能世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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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看了一本小說，名為State of Fear，作者為Michael Crichton（中譯為「恐懼之邦」，麥克．克萊頓著(或譯米高基里頓)，洪蘭譯，台北遠流出版）。Michael Crichton是筆者頗喜歡的一個作者，他的小說以科技為藍本（此與他是醫學院畢業有關），而且往往就人類利用科技干預大自然作出反思，有暮鼓晨鐘之效（此亦可能與其考古人類學訓練有關係）。

Crichton的故事特式在於其情節的描述，作者擅故事分為不同的段落，就似是電影中不同的章節，而在描述的過程中作者就化身為旁邊的攝錄機，將主角的行動、週遭的反應及身處的環境一一仔細地描繪。閱讀其小說，腦海裏不其然就會將故事情節幻想成一幕幕電影影像（當然，作者的設定必然是西方白人，加上耳濡目染下，腦海中出現的會是湯告魯斯、尼古拉斯基治等人，要幻想成李連杰、梁朝偉、成龍總覺不是味兒）。

Crichton並非一個擅於進行人物性格素描的作者，所以其故事角色會較為平面，而故事的張力亦並非沿於主角的性格或與其他角色的衝突。Crichton最擅長的是以科技變異所帶來的不穩定性及懸疑性，如他的上一部作者奈米獵殺（Prey）中，他便利用一系列殺人事件作為序幕，透過抽絲剝繭的過程，最終以納米變異成為殺人工具而吸引讀者追看。Critchton另一常見的技倆便是為故事設下時間界限，主角必須在指定時間內闖過難關，完成任務（以上兩部作品為例，一級空難（Air Frame）是在有限時間內查找空難原因，而時間線(Timeline)則以有限時間找回時空穿梭裝置，返回現代），以增加其故事的緊湊性。這點亦與達文西密碼作者Dan Brown相似，Brown所寫的三本書，都是以時間限制作為推動故事發展的核心：達文西密碼主角要與時間競賽尋找兇手、天使與魔鬼（Angels & Demons）則要在新教宗選出前，找出“光照派”（信奉科學的激進組織）、而他的第一本著作數碼城堡（Digital Fortress）則是雙重時間限制，既要在有限時間破解密碼，以防止黑客入侵美國國家安全局的超級電腦，主角亦同時要查出一名科學家之遺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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