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星期，人人在說「巴士阿叔」，又稱「X尚義聲線高壓呀叔搭巴士途中問候後生仔」事件。其廣泛流傳之程度，除了在其於Youtub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20dhY01Xjk）的短片自4月29日在網上「公映」後，便有1,740,182點擊率外(至5月26日)；亦可見於一連串在網上出現的海報及不同版本（包括MTV版、多國語言字幕等──可參見小四blog的介紹）。而這幾天，新聞媒體亦參上一腳，明報、蘋果日報、無線及有線新聞亦相繼報導。

影評人何故在蘋果日報發表「「巴士判官」的啟示」一文，他的重點是籍著巴士判官所引發的一連串變奏，點出「香港創意工業在網絡上的發展機會竟是如此龐大！」，歌頌網絡所帶來的創意及發展機遇。同樣地，無線新聞（28/5）亦有說著相同的故事，從巴士判官引申至YOUTUBE的創立，借助網站創辦人的訪問片段，帶出網民喜歡透過互聯網創作及分享不同生片段。

無疑，由巴士判官一段短片出發，引發一連串變奏，一眾網上子民以不同的形式，參與短片及海報的挪用、改造，確令大家不可輕視網絡的效力。但筆者認為若此就歸結為港人創造力的表現，歌頌網絡對創意的貢獻，實有點言過其實。無可否認，隨著科技的進步，令到一眾網友擺脫以往作為觀眾的角色，進一步變成創作者，參與了短片的改造及再創造──乘客一瞬間變成導演、網友以不同形式參與設計當中橋段；網絡的迅速發展，其匿名性、結連性、跨時間特性、及虛擬社區的特性，確是令「巴士判官」一夜成名的大前提。然而，觀乎一眾網友對「巴士判官」片段的改造，主要是加字幕、配上音樂變成MTV、加上海報──將海報換上林尚義樣貎、或是自行創作對白，與其說是創作，倒不如說是一種拼貼／拼湊（past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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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字當頭，義仔靠邊站

記得杜琪峰接受報章訪問時，曾說過第一集黑社會，是希望記敘作為香港文化一部份──黑社會的變化，並且探討往日之義字當頭的黑社會，在今天還能否堅持原則，以義先行？抑或是唯利是圖？這個問題，在第二集出現了更清楚的答案。

在第一集中，我們仍看到林雪（筆者已不記得他角色的名字）遇到林家楝（東莞仔）時，口中諗諗有詞的提醒觀眾及自己，他代表了義的一面。而阿樂（任達華）忍辱負重，以顧全社團不致內部分裂的行為（雖然亦暗藏禍心），始終得到一眾叔父輩的支持，坐上話事人一職。大Ｄ在爭奪辦事人時，氣熖囂張，但落敗後仍能同仇敵愾，與阿樂設計殺害對頭（雖然他至死仍希望做話事人，但只是提出雙話事人，而非暗中謀反）。在這次辦事人選舉中，利益雖然引誘著各人，但行事仍有規有矩。

進入第二集，利字當頭的腐化就一幕幕流露出來。阿樂戀棧權力，以至不擇手段，推鄧伯（王天林）跌落樓梯致死；Jimmy仔（古天樂）在球場上以利益為先，社團靠邊站為由，直斥鄧伯，及後Jimmy仔出爾反爾，參加話事人選舉，甚至因要服眾而二話不說地，殺害了與他同吸一枝煙的兄弟阿力（安志杰）（戲內並沒有詳細交待阿力是否卧底，但筆者認為這並不重要，反正Jimmy仔總會選擇殺之而後快），都顯示了利字當頭是第二次話事人選舉的重心。

除此以外，杜琪峰在「以和為貴」中，不斷地透過阿武（鄭浩南）提醒觀眾，有錢使得鬼推磨，甚至他死前最後一句說話，亦是叫Jimmy仔加錢。另外，飛機（張家輝）好勇鬥狠，盡心為社團做事，非但只得到叔父一句「都唔知佢係邊個」（大意），而且最後亦只落得街頭被斬的狼狽收場，相反，Jimmy仔因為有錢，可以解決社團安家費各樣開支，有錢可以買兇辦事，還可以得到一眾叔父的支持。

杜琪峰在黑社會第一集，用了數十分鐘的時間，鮮明地形塑了銀幕上各個不同角色，一切都是為了「以和為貴」的故事而鋪路。所以，在第二集中筆者再看不見人物的鮮明性格，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由金錢利益帶動，暴力輔助的爭權故事。

權力的運作──暴力與非暴力

不過，要數「以和為貴」最震撼，並非這種世代更替，利字當頭的故事；亦不是電影中暴力的畫面（雖然內裏暴力畫面確很震撼）；而是在龐大權力機器下，一切變得如斯渺少，結果如斯理所當然。在第一集中，觀眾看到的是兩個社團大佬用盡方法，爭做話事人；一眾小弟為自身利益、又或是社團忠義，各有計算，各自歸邊，一切源於個人的選擇。但在「以和為貴」中，在權力之下，大家都不得不低頭。阿樂，東莞仔及Jimmy仔採取是以暴力來確保權力的有效施行，其中以Jimmy仔殺人、分屍、餵狗一幕最具代表性－－權力是籍著暴力施於其他人身上，讓你產生恐懼。

另一邊廂，Jimmy仔原想淡化社團身份，北進神州挖金，但最終因副公安廳長表明只有辦事人才可在國內做生意，Jimmy仔逼於要與阿樂爭長短。當選了辦事人後，不但發現政府為他的生意鋪平了路，連他的私人生活也被安排妥當。此外在第一集中，龍頭棍被帶返了內地後，便失踪了一些時間，要靠一眾主角遍尋，才能重見天日，這次龍頭棍由返回內地開始，便已在公安廳的監視之下。在此，權力的彰顯，是在全視式的監獄型社會之中，有如孫悟空一切都難逃佛祖法眼一樣，讓人產生恐懼，並加上無力感。

在香港，阿樂兒子的選擇，是逃離父親的手心（雖然只是在街上狂奔，未知終點何在）；但在國內，Jimmy仔最後的選擇，只有接受公安廳提議，將辦事人一職一代傳一傳，他的兒女並不能完他的夢－－既不會成為醫生，也不會成為律師，而是做下一代辦事人。Jimmy仔充其量的反抗，只是講一句粗口，打副公安廳長來泄憤而已。

權力的施加，越少暴力，越叫人不寒而慄。相反，如阿武般只有匹夫之勇，最後只落得慘死收場。另一個暴力的化身──飛機，企圖以武力制服Jimmy仔，怎料只落得被一個弱質女流（Jimmy妻）爆樽收場。所以權力越是有形，越是叫人反抗；越是無形，才能叫人屈服。

在「以和為貴」中，還有好些場面令筆者十分欣賞。在電影尾段，副局長要Jimmy仔將社團由選舉改為世襲制，借他的口告訴我們，內地並非害怕選舉，而是不希望幾年一次選舉，會選出他們無法控制的人，所以，一切手段都是為了能找出他們信任的辦事人。在電影開幕時，演員扮演了洪門代表，在香港建埠初期，勸喻各社團以和為貴，訴諸於大家的共同利益。在片末，同一位演員化身成中國官員，告訴Jimmy仔要以和為貴，任何人要尋找利益，都必須是在國家應許之下。此片的英文名稱是Election，說穿了，選舉一直都是選一個大家放心的辦事人，話事的不過是由過往老一輩叔父變成了現在的國內政府罷了。

「和」不再是昔日求同存異的基礎；今天，杜琪峰用兩集黑社會告訴我們，「和」是大和；是政府監控下的”和”；”和”是由有權者來界定，暴力及無所不包的非暴力形式只是作為控制的手段，”以和為貴”就是一條由權力者加諸一眾身上，不可踰越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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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杜老師的一封信
《黑社會2：以和為貴》：令人失望的政治「明」喻
黑社會以和為貴

本星期日(23/4)看了香港電台製作一個名為「霑前顧後」的電視節目。根據該節目監製倪秉郎在明報文章「懷念霑叔，也懷念香港樂壇 一位電台DJ對本地音樂的回憶手記」表示，他是看了黃霑博士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副本後，有此構思，希望製作一節目，「決定替陳年往事註釋，手執霑叔對樂壇恐怖的預言，穿梭粵語流行曲的發跡史及敗壞因由，擔當樂壇的驗屍官」。

當然，既要在兩集（另一集將在4月30日無線播放）共一小時(撇除廣告後只得四十分鐘)內，回顧粵語流行樂壇發展，追蹤其與社會變遷的平行軌跡，又要為其斷症，實在有很大難度。果然，在節目中，我們先看到主持黃志淙的介紹，加上黃霑女兒黃宇討誦讀其論文小節（每次只限十句），然後加上一些人物訪問（包括仙杜拉、顧家輝、馮添枝等）、一些歌唱片段，然後輔以朱耀偉寥寥數句帶出流行曲變遷與社會脈絡的關係，一轉眼便由七十年代啼笑姻緣到鬼馬雙聲，以八十年代樂隊熱潮作結－－瞬間便走過了十五年。

看到的不是香港流行音樂轉變的速寫，而只是一場由光與影交織而成；視覺與知性結合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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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引自一個BLOG的文章，為現代性提出了一個有趣思維方向：

「現代性」這個詞，充份展現了符號作為一個鬥爭場域的概念

就像Deleuze和Guattari所言，符號（signs）並不只是指稱一個物事，而是由某種特定的「陳述的政權」。符號，乃是關於社會空間的「去疆界化與再疆界化」的符號。

「現代性」這個詞慢慢在台灣學界被用開，我碰到兩種情況：一是敵意，一是物化的傾向。

敵意：
覺得此一詞彙的濫用，只是一種姿態，欠缺實質的意義。倘若「現代性」一詞指涉的無異於「現代化」，那又何必捨棄一個大家〔表面上〕都了解的詞彙，屈就一個意義模糊的詞彙？

物化：
對「現代性」一詞的物化其實建立在上述敵意的一體反面。忽略了詞語及其指稱物的物質存在基礎與脈絡，亦即忽略「現代性」做為一種性質和景況的異質性，假定它具有某種普遍不變的意涵，或是某種可以轉移、運送或加以量化與測量的「東西」，而這樣的測量通常正是借用「現代化」或「發展」指標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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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筆者第一次讀董啟章的小說，董啟章說故事的能力，確有吸引人之處，起碼筆者便一口氣在工作之餘，將全部小說讀完（近年除了推理小說外，已沒有很多書能有此吸引力）。書是看完後，但要如何總結這次體驗呢？

「天工開物　栩栩如真」是一部對香港發展史的個人感想記錄，但那並非作者的個人感想史。董啟章並非以第一人稱來寫作該書，而是化身成一位作者；一位會在「想像的文字工場」裏與他創造的栩栩對話的作者。因此，他所在的地方理所當然地不是香港，而是另一個城市──V城。或許，V城是如作者所說般，是所有的可能世界的其中一個世界。由其爺爺正直人董富及嫲嫲扭曲人龍金玉開始，到至其子董銑（書中主角之父）及其妻何亞芝，再到書中的作者，他們所經歷的，亦是與香港人所經歷的，實在有很多相似，有很呼喚著我們的感覺。例如，作者說到居城權事件，說出我們當時的心聲：「而我，就像所有自稱V城人的安居者，在電視機前看著這些將要被拆散的家庭而無動於衷。而視為我們構造出安全的距離，他們在那邊而我們在這邊。我們早已忘記了，在十幾年前，在那場北方的變動裡，V城人是如何地通過電視新聞直播而流淚，憤怒，傷痛。可是今天我們卻理直氣壯地說，他們是外來者，是來掠奪我們幾十年來勞力的成果的寄生蟲」（頁176）。或許，作者在V城世界所經歷的，並不是董啟章的可能世界，而是居住在香港的我們的眾多可能世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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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世貿會議會議在香港進行，同時反世貿團體亦進行其抗爭行動，一時間「全球化」、「公平貿易」等紛紛成為了時髦的用語。昨天(16/1)，中華電力公司的代表，就為全球化的意涵作出了一個活生生的演譯。

事件的源頭，乃香港兩間電力公司的管制計劃將於二零零八年屆滿，而香港政府就未來的電力市場會否開放及調低利潤回報（由現在的13.5%-15%調低至7%-11%）。就此，中華電力公司常務董事便召開記者會回應，她表示「香港政府提出百分之七至十一的回報率太低，中電無法接受。阮蘇少湄又表示，政府減低燃煤機組所得的回報率，電力公司倘未能達到減少排放污染物的要求會被重罰的條款令中電憂慮，亦令投資的不明朗因素大大增加。」又謂最壞的打算是撤離香港（見太陽報1月17日）。

這與全球化又有何關係？ (more…)

筆者按：許寶強這篇文章由知識型社會到香港的反智現象，確是有趣的聯想。更重要的是，他引述一位外國學者的觀點，指出反智並不必然與市場化有關，而是以民粹主義（筆者以此概涵）政治有關，值得一看。

題外話：其實從字面看來，從知識型社會到反智便露了些端倪，蓋此”知”非彼”智”也。知識型社會要的並非知識份子，而是知識經濟生產及消費者是也。

看許寶強之正文 (more…)

星期五上課（13/1)，講者提及娛樂新聞，以鄭伊健及梁詠琪的分手消息為例，並謂其實有關消息與我們沒有任何關係。通常，我們對這些茶餘飯後的消息（不論是己經証實的，還是八掛小道），都是一方面好奇，同時又覺不值一提。
我們會否有另一個閱讀娛樂新聞的角度呢？倘若學者能從浪漫小說或肥皂劇當中，看到婦女在當中建立的身份認同，則娛樂八掛之下的身份形同又會是甚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