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都有傑青，今年新聞特別多，多的原因是青年商會一口氣選了三位歌手成為傑青（佔近三分之一席位，而爭議亦由此而起。觀乎有關之批評，主要分三類：一是質疑其數量。過往，每年有一位明星／歌星當選傑青已成慣例（及後翻查資料，原來亦曾有兩屆是有兩名歌星當選），今年一下子變成三位，佔比例太多，普遍質疑為何娛樂界可以佔這麼大的比例；會否因著重宣傳效果而忽略了社會其他行業中的傑出人士；對其人公平云云。如AM730引述一位學者指出：「專業人士需要長時間才能在行內建立成就甚至名聲，藝人則容易得多，所以在這種選舉的遊戲中比較有優勢。他認為，專業人士在較難的環境下獲獎，傳媒只把焦點放在藝人身上，對他們不公平。」或太陽報引述華員會社會工作助理分會主席：「一次過有三位明星當選，委員會確偏重於演藝界，不但對其他範疇傑出人才造成不公平，也給年輕人錯覺：「明星才可對社會有貢獻！」」

二則質其獲選者資格，論點除懷疑他們所進行的慈善活動所得的成效外，更進而從動機入手，指歌星參與社會服務、慈善活動的原因，是宣傳及包裝為主，蘋果日報引述黃成榮謂：「我覺得佢出席慈善活動好似做騷宣傳，係唱片公司教佢建立健康形象方法。」（亦有報導表示黃成榮已發傳真，表示誤導）。亦有人從他們在樂壇的成就來質疑他們在行業領域中並非最突出。

第三點則從社會效果出發，被訪者或作者以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姿態，擔心有過多明星／歌星當選傑青，會對青少年造成不良影響，包括：宋立功的「會誤導時下的青年人，以為進入娛樂圈是達至「成功」的一條捷徑」（成報　05年10月10日）、「給年輕人錯覺：「明星才可對社會有貢獻！」」(太陽報 05年10月10日)、梁立人:「無論是哪一種標準，這種選舉對社會都是有害無利的。因為如果年輕人被這種價值觀侵蝕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他們會變成只識追求名利，而失去高尚情操的人。」(東方日報
05年10月11日)等。

筆者並不打算在此討論那些評論正確與否、是否公道，但從有關討論中，令筆者聯想到法國大師布希亞有關超真實（hyperreality）的討論。布希亞在他的著作「擬仿物與擬像」中，他提出擬像（simulation）的概念，過往符號是真實、實物的指涉，是沿於對實在／實體的再現／參考，但擬像「的形成來自於「沒有本源的真實」，或者說，那就是超度現實（即超真實）」。擬像的存在，乃是我們走向消費社會，符號價值取代使用價值的証明。布希亞更進一步指出，這種超真實變得比真實還真實，而且會掩飾了真相。布希亞以迪士尼樂園及水門事件為例，迪士尼樂園夢幻主題的設計，是「意識形態毛毯」，迪士尼樂園「之所以存在，為的就是要遮藏起它就是真正的國家，真正的美國本身就就迪士尼樂園的事實」，意即迪士尼樂園強調夢幻設計、想像性的呈現、強調稚氣及其不真實本實，令人以為迪士尼是現實美國的分割。而對於水門事件，布希亞認為將水門事件定性為醜聞，而且將其揭露，令人們以為只是社會的不正常部份、社會的例外，事件揭露所彰顯的道德，才是社會現實──透過水門事件令人們相信社會是正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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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ure King, Jr.）在美國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說：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此講稿從此名頌千古，一直被視為人權運動的標記。

而這幾天，我在報章上看到了很多的夢。

上星期開始，一位七十三歲老翁在多份報章刊登一篇廣告，告訴我們有關他的夢：「我還有機會看到普選嗎？」不久，此廣告陸續引起不同的迴響。昨天（９月９日），我又在蘋果日報看到了一名署名退休公司主席的市民，作出了響應，刊登了一段聲明：「有一位關心香港民主發展、來自印尼的朋友問我『香港是否像印尼一樣已經有民主普選嗎？』我無言以對．．．．．」。這是香港人的民主夢。

我成長於七十年代，學者說那是難民心態的時代，但在「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當中，香港人有夢。在七十年代早期，對很多香港人來說，就如我父母一樣可以進駐公共屋邨已是一個美麗的夢。隨著麥理浩公佈長遠房屋策略，香港經濟騰飛，七十二家房客故事已成明日黃花，香港夢亦因此而改變。在我印象中，當時的香港夢並不是「獅子山下」裏的「我們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總算是歡笑多於唏噓」，而是甄妮的「東方之珠」：「若以此小島，終身作避世鄉，群力願群策，東方之珠更亮更光」。

確實，七十年代中開始，香港人已扎根，是文化上的扎根、是政治認同的扎根（雖未必認同殖民地統治者，但既不否定其政策，亦同意香港作為棲自之地）、亦是生活的扎根（開始有自己的住所）。同時，香港已開始享受經濟的成果，我們不再但求三餐一宿，還開始懂得享受，而且要傲視同儕，不單要經濟富足，還要令繁榮變得更繁榮。所以我們要看的電視，由黑白變成彩色，內容亦由講述徙置區的「獅子山下」、一屋多伙的「七十三」，轉而看豪門恩怨式的狂潮（1976年）、家變（1977年）、麗的電視的「變色龍」(1978年)等；亦因為我們相信只要努力就有成果，所以我們會崇拜李小龍打入國際；女性會認同「家變」（1977年）裏的洛琳和「天虹」(1979)裏的汪明荃，因為大家不單會有投射，甚至還會覺得有機會變成他／她們。是的，那時的香港夢是香港可以蜚聲亞洲、走向國際，香港人「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振翅高飛，無須在夢中」（許冠傑　天才白痴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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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看了一本小說，名為State of Fear，作者為Michael Crichton（中譯為「恐懼之邦」，麥克．克萊頓著(或譯米高基里頓)，洪蘭譯，台北遠流出版）。Michael Crichton是筆者頗喜歡的一個作者，他的小說以科技為藍本（此與他是醫學院畢業有關），而且往往就人類利用科技干預大自然作出反思，有暮鼓晨鐘之效（此亦可能與其考古人類學訓練有關係）。

Crichton的故事特式在於其情節的描述，作者擅故事分為不同的段落，就似是電影中不同的章節，而在描述的過程中作者就化身為旁邊的攝錄機，將主角的行動、週遭的反應及身處的環境一一仔細地描繪。閱讀其小說，腦海裏不其然就會將故事情節幻想成一幕幕電影影像（當然，作者的設定必然是西方白人，加上耳濡目染下，腦海中出現的會是湯告魯斯、尼古拉斯基治等人，要幻想成李連杰、梁朝偉、成龍總覺不是味兒）。

Crichton並非一個擅於進行人物性格素描的作者，所以其故事角色會較為平面，而故事的張力亦並非沿於主角的性格或與其他角色的衝突。Crichton最擅長的是以科技變異所帶來的不穩定性及懸疑性，如他的上一部作者奈米獵殺（Prey）中，他便利用一系列殺人事件作為序幕，透過抽絲剝繭的過程，最終以納米變異成為殺人工具而吸引讀者追看。Critchton另一常見的技倆便是為故事設下時間界限，主角必須在指定時間內闖過難關，完成任務（以上兩部作品為例，一級空難（Air Frame）是在有限時間內查找空難原因，而時間線(Timeline)則以有限時間找回時空穿梭裝置，返回現代），以增加其故事的緊湊性。這點亦與達文西密碼作者Dan Brown相似，Brown所寫的三本書，都是以時間限制作為推動故事發展的核心：達文西密碼主角要與時間競賽尋找兇手、天使與魔鬼（Angels & Demons）則要在新教宗選出前，找出“光照派”（信奉科學的激進組織）、而他的第一本著作數碼城堡（Digital Fortress）則是雙重時間限制，既要在有限時間破解密碼，以防止黑客入侵美國國家安全局的超級電腦，主角亦同時要查出一名科學家之遺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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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確是令人怕怕。在開幕前後，香港充斥著關於迪士尼的訊息，迪士尼鋪天蓋地的廣告、宣傳，佔據了我們的公共及私人空間：香港政府及機構主動在不同地點宣傳迪士尼：機場出閘前有耀眼的米奇老鼠海報；街上電燈柱、地鐵站內都提醒我們開幕日期；張學友化身成迪士尼代言人、政府官員不斷地為迪士尼歌功頌德；即使私人空間，相信很多人家裏都預備了角落擺放在七十一換領的四十二隻七十一迪士尼公仔，還有一系列的電視節目及電影（幸好米奇並沒有到醫院探望賢仔，迪士尼亦沒有在樂園派米，否則我就會去影視處投訴171個171次）。

當然迪士尼亦具體地佔據了空間，更確切地說，是改變了空間的使用：它將大嶼山的一幅地變成夢幻樂園，將筏木業的陰澳化成充滿歡樂氣氛的欣澳。不但如此，它亦影響了其他空間的使用：地鐵的迪士尼線、大嶼山吊車（吊車的概念乃建基於，籍著迪士尼帶動將大嶼山變成旅遊熱點而衍生成，更有人曾提及在大嶼山興建賭場及渡假區，一口氣將迪士尼及拉斯維加斯搬來香港）等例子比比皆是。甚至遠在市區，迪士尼概念亦帶來了零售業的憧憬，帶動旺角及銅鑼灣等地鋪租上升，令旺角行人專用區突然變成了百老匯、鐳射、豐澤等電子用品及莎莎、卓悅等化粧商鋪的專屬區域（甚至一眾二樓書店亦紛紛因租約期滿而搬遷）。

迪士尼的訊息鋪天蓋地湧至，令人錯覺以為中國才從英國手中取回香港，不旋踵又已割讓予迪士尼王國（歷史的長河充滿了國家的興盛與衰落，取代了大英帝國及美帝的，就是企業定國）、；以為Mickey Mouse已取代了Donald Tsang，成為香港特首；港督府的錦鯉池停建，改在迪欣湖養魚；「心繫家國」從此停播，改播張學友「讓奇妙飛翔」；當奏起「世界真細小」時，筆者會有起立致敬的衝動。

在高呼世界真細小、it is a wonderful world的同時，香港人另一邊廂卻罵政府喪權、花了卅二億、提供了一連串土地及其他優惠，卻只換來５７％股權。報紙正再現了這種精神分裂狀況：這邊廂在港聞版努力揭示迪士尼霸權、運作混亂──譴責迪士尼將三萬名參與慈善的遊人當作白老鼠；揭發迪士尼對義務演出宣傳片的本地兒童演員，苛刻對待；甚至娛樂版亦大幅標題地報導陳慧琳、alive及許慧欣遭外籍職員無理要求，「先天下之憂而憂」地指出香港人有可能「偷雞唔到蝕大米」的現象；那邊廂在副刊熱烈迎向迪士尼浪潮：提供遊迪士尼指南、介紹各式各樣精品，比較世界各地迪士尼、詳盡介紹迪士尼歷史等等。一言蔽之，報紙就是香港人的化身，一方高舉道德旗幟，另一方則投入消費社會的懷抱；兩者看似南轅北轍，但卻又是理所當然，沒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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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角，一直是香港的異色，既不是中環的現代與後現代大廈的交錯，亦沒有中、外、港資對空間的爭奪；旺角有的是香港六、七十年代平平無奇的大廈，銀行中心是因為在地鐵站之上，而且有一寛闊的地方可供人等候，而非銀行匯集而馳名。匯豐銀行九龍總行亦似要與旺角融為一體，而放棄與其香港總行後現代建築看齊，而採用平實的風格。旺角亦不像尖沙咀，尖沙咀就似是香港的示範單位，由尖沙咀東部至海港城一帶，商鋪或在路旁大張其鼓地開著，或井井有條地陳列在大型商場之內，建構出消費社會的拼圖。尖沙咀海旁的星光大道、太空館、文化中心等設施，則是暴發戶向客人展示的藝術品，既想引來注目，亦想打造一種格調、品味。相反，旺角則平民化得多了。旺角的商鋪，雖然亦有氣大財疏的金鋪及鐘錶鋪守候在彌敦道的兩旁，但同樣地會有海味鋪、粥麵店等港式消費的商鋪，加上街道上搭建而成，接近廿四小時營業的港式報紙檔，為旺角減少了一份高消費的味道，增加了點點平凡味。

旺角的商鋪亦與尖沙咀及中環不同，中環是大型連鎖店、高級品牌的集中地，尖沙咀亦相距不遠，所不同的只是其品牌相對地大眾化，但其消費邏輯甚至櫥窗的設計都是同出一轍。
但在旺角，朗豪坊未落成以前，大型商場欠奉，有的只是如信和、先達、荷里活商場等小型商場，商場內沒有大型連鎖店、沒有寛闊的行人通道、沒有具設計品味的櫥窗，取而代知的是九曲十三彎的走廊；商戶發揮著他們的「小宇宙」，既佔據公眾空間，又不會令人卻步的商鋪智慧取代了大型商場的空間感；櫥窗以實用，用盡每一角落擺放商品的實用美學取代了商場設計美學；換言之，旺角並非如中環及尖沙咀般，將大門打開，歡迎任何人以輕鬆的步伐，肆意溜漣、隨心所欲地window-shopping之際便掉入消費的羅網之中。旺角是供同好者遊走的場域，只有經歷多番迷失，才能畫出一張專屬的購物地圖；只有經過多番試煉，才能一矢中的地找到所到之處。倘若中環及尖沙咀是消費朝聖地，則旺角便是專屬的神秘聖域，探險者有目的地在當中進行探索，先達、信和、好景商場是各自不同的神秘潮流宗教信徒的聖地，若不付上一點時間及毅力，你只會看到大廈平平無奇的外觀；需要從迷失中學習才能走過狹窄的通道、不講究商場組合的自由市場規劃的商鋪、在商場三樓的一個角落，從雜亂的陳列中，方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寶藏。